动,或者说正向互动和逆向互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良性抑或恶性并不取决于政策和制度本身。坏的政策遭到反对进行修改会形成良性互动,如清初圈地制度的废除;好的政策因中间梗阻,执行不力,也会为善不终,如清末新政。
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推行对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政策和制度不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唯一动力,社会的反馈对于政策和制度的推行有时起决定作用。
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间接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存在中间过程;其二是存在中间层次。
中间过程是传导过程。传导是通过网络来实现的。国家制订政策和制度,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其-网络、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向全国推行,其推行的程度视其推行的力度而定。因此,有的政策和制度只停留在纸面上,有的只停留在一定的层次,有的只在一定地区推行。如清代的宣讲圣谕制度,虽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皇帝三令五申,终是一纸空文,未在大部分地区推行。
中间层次是绅士阶层。晚清国家是从来不直接同农民和市民打交道的。国家与农民和市民之间没有-对话机制。但绅士是四民领袖,是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层次。以上所言-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都是官、绅、民的结合体。如-网络由官府、绅首、保甲组成,其他经济网络、文化网络莫不是官府责成、绅士组织、农民和市民参加。实际上,绅士在各个网络上都起主导作用。国家政令只达于绅士。绅士说行得通,就行得通;说行不通,就行不通。因此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特点是国家与绅士互动,绅士与社会互动。
绅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对于农民和市民,他们代表官府,甚至代表国家;对于官府,他们既代表地主和商人,又代表农民和市民。社会秩序是靠他们来维持的。农民和市民的大多数活动是由他们领导和组织的。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军战争和捻军战争的影响,绅权大为扩张,官权日益陵替,造成了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间梗阻。
清末立宪可以说是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最后一幕。当初,驿道上羽书飞驰,实行自治,推广教育,……百废俱兴。但此时的清国已担当不起“国家”重建的重任。其对社会的整合,只是进一步加强了绅权,削弱了官权。国家不仅未能改造国家、士绅、社会的三层互动结构,深入社会,反而因为政权下移,增强了权力的中间层次———绅权,造成社会的进一步失控。因此,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失败的,清末的“国家重建”也是失败的。
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恶化既源于中间层次的梗阻,也源于中间过程的阻滞。由于-网络、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莫不掌控于绅士之手,大部分地区的县政、村政、水利、仓储、教育早由绅士控制。因此,辛亥风潮一起,全国风云变幻,足证绅权坐大由来已渐。
综上所述,国家的作用是通过政策和制度来体现的,政策和制度是通过政府行为来实现的,政府行为是通过各种网络来传导的,各种网络是由绅士阶层来掌控的(信息论认为,谁掌握了网络终端,谁就控制了整个网络。毫无疑问,各种网络的终端是掌握在绅士阶层手中的)。或许这可以说明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动力、方式、特点和后果。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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