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高水平论著少见。与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清末新政的研究确实是个薄弱环节，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高水平论著不多，以往的研究成果与人们所认可的清末新政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个课题的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较多的精力耗费在一些无谓的论辩和简单的重复劳动上，而较少实在的研究。

     2.清末新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进一步拓展。

     第一，从清政府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较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对政府与上层社会有所忽视，对清末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研究，只是作为辛亥革命的对立物提及。诚然，新政确实有对抗革命的一面，但也有不容忽视的其他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庚子年十二月十日（1901.1.29）清政府“新政”上谕的发布就是向西方列强表示一个政府开明而不顽固保守的态度，张之洞、刘坤一在商讨《变法三折》时也特别注意“新政”是要努力求得西方列强的同情理解。当然，无论是对抗革命还是缓解列强的压力，都只能是外部因素。那么，清末新政是否有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动因，也即说，清政府自身是否有振作图强的意愿和行动呢？这个问题应该深入探讨。

     第二，把新政看作一个过程来动态地考察。如果把新政看作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以往的研究者对新政研究多注重对新政政策与法令等文本的介绍与解释，而忽视对文本产生的背景与过程即决策过程，以及文本的效果即具体实施情况的研究。在资料上，是因为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公文档案。应当充分利用私人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以补公文之不足，努力观察文本的背后。就决策过程而言，情况异常复杂，既反映朝廷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也反映朝廷与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关系，同时受在野的各种-势力如立宪派、革命派等的影响，另外还受西方列强势力的影响甚至干预。各种势力对清政府的新政决策有何影响？如何影响？为何能影响？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实施情况而言，清末新政的政策与措施如何具体实施？新政实施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何？有何阻力和助力？实施结果如何？即正、负方面的效果怎样？不能仅仅依据新政政策与法令的文本论析，应深入理解各种文本的来龙去脉。这样，也许可以对清末新政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观察。

     第三，地方新政的区域性比较研究。清末新政在各地的举办，是区域研究的好课题。新政开展较好的湖北与直隶的比较、沿海省份与内地省份的比较、内地省份与边疆地区的比较，等等，区域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无疑有助于加深该课题的研究。

     第四，加强列强与新政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R.Reynolds）《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系统研究了日本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有些偏激，过分强调了日本对新政的影响，但是，这本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列强尤其是欧美西方列强对清末新政有何影响呢？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新政时期，也许中国模仿日本可以说是间接地学习了西方。但是，西方各国政府对中国新政的态度如何？西方驻华外交官、受聘来华的工作人员以及来华的商人、传教士、访问游历者和其他人士，他们对新政有何影响？中国派驻西方各国的使节、留学生及游历（考察）人员等，他们对新政有何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总之，清末新政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对以往研究成果与问题的了解使我们认识到，清末新政的价值与意义需要更多深入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来阐释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