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然一事，又勾起我对袁世凯的“辫子情结”。翻了几本袁世凯的传记，如李宗一先生的《袁世凯传》，侯宜杰先生的《袁世凯一生》、《袁世凯全传》等，才发现问题越发地复杂了。李宗一先生记载，袁世凯是1912年2月16日，在复电南京参议院接受临时大总统之后，“立即把自己的发辫剪去，并通令自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一日）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的[2]。而侯宜杰先生则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清帝退位诏之后的“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部大楼里把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他一边剪，一边不断哈哈大笑，这种开心的狂欢，在其一生中极其罕见”。[3]虽然二位先生的书中，都没有说明依据的是何种史料，但以二位先生做学问的严谨认真，当然不会无中生有。而且，侯先生不仅生动描述了袁世凯当时的神态，还进一步提供了袁世凯剪辫子的具体地点——外交部大楼。李、侯二位先生的著作中，虽然对袁世凯剪辫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但是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后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这更激发了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这种事情很难在政府档案中留下痕迹，报纸的记载则尚需进一步的佐证。《近代稗海》等收录清末民初重要稗史资料的史籍中，也未见有相关记载。看来只有在袁世凯周围的人士中寻找记录了。果然，时任袁世凯副官的唐在礼，在回忆录《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中，有如下的记载：

在隆裕太后与宣统颁诏退位的2月12日，“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部大楼里剪了发辫。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4]

看来侯宜杰先生依据的正是这条史料。那李宗一先生依据的又是什么呢？李先生英年早逝，让人求教无门。在苦寻不得之际，莫里逊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进入我的视野。

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是英国《泰晤士报》资深驻华记者，自1897年至1917年在华工作20年，1912年8月以后又曾做过袁世凯的-顾问。《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就是他的来往书信集，史料价值十分丰富。仔细检来，果然不错。莫里循的通信中不仅提到了袁世凯的辫子，而且还不止一处。一封是1912年2月14日，莫里循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他刚与蔡廷干[5]见过面，蔡谈到他下午见到袁世凯的情形。蔡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6]两天以后（2月16日），蔡又致函莫里循，告诉莫一条“独家新闻”：他已亲手给袁世凯剪了辫子。同日，莫里循在给《泰晤士报》代理外事主编布拉姆的信中，又有这样一段话：“我刚刚接到外务部打来的电话，说袁世凯今天下午三点一刻钟叫蔡廷干剪掉了他的辫子，在场的有袁世凯的儿子和一位秘书。”[7]上述的记载，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唐在礼虽也是亲历者，但他的回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具体日期上小有出入，也不足为怪。这两条亲见亲闻的文字相互印证，当然要比《大公报》道听途说的消息更为可靠。这无须再绕舌论证。

袁世凯是在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干为其剪去了辫子。当时在场的有他的儿子（可能是袁克定）和副官唐在礼。事实就是这样。

袁世凯原本有辫子，这很正常，民国以后没有了辫子也不稀奇，搞清他何时剪的辫子有什么意思呢？的确，是否知道袁世凯何时剪的辫子，似乎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无关宏旨，但是要细说起来也并非毫无意义。至少对于研究袁世凯在这个历史大变动时期的思想倾向，乃至他的-权谋，还是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的。2月16日是个什么日子？孙中山2月14日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以17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当日，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8]

是在“春风乍起”之际，引领潮流，率先而剪，还是大局底定之后释然而去。这里面反映出的内容，应该说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并非是个毫无价值的题目。

[1]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第62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01页，中华书局1980年。

[3]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第20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袁世凯全传》第25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4]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辑，第   页，中华书局1963年。

[5] 蔡廷干，字耀堂，早年曾在北洋舰队及海军部任职，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和英文秘书长。

[6] 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877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

[7] 上书，第885页。

[8]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09页，台湾1973年。转引自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第1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