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晚清思想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诸多原因中，我以为三大因素最为重要，一是紧迫的民族危机，一是社会变迁，一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

    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是晚清社会的一大基本特征，也是推动晚清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过，危机的存在并不自动地推动思想的发展，只有当危机被人们确切感受到时，它才成为动力。晚清的民族危机意识是逐步形成、发展的。鸦片战争前，国人还沉醉于天朝尽善尽美的幻觉中，对于西方一日千里的进步毫无察觉，对于即将面对的险恶局势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表现在思想上，埋头考据的汉学家，空谈心性的宋学家自不必言，即便是关注时务的经世思想家们，他们思想主要针对的仍然是社会危机日重而官场腐败、士大夫依然不究实务的风气，主要的议题还是如何改革河、盐、漕诸大政以及西北边疆问题。鸦片战争也并未立即给中国朝野造成太大的震动，战争过后，朝野风气依旧，大有雨过忘雷之意，谈不上有民族危机意识。因此，鸦片战争后二十年间，了解西方的渠道较前已大有拓展，而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甚少进展。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直到战争过后二十年始付诸实施。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只是使部分有识之士感到西人东来为千古未有之变局，觉得要自强必须效法泰西，洋务运动也就由此兴起。洋务运动三十多年间，有民族危机感的，仍只是一些思想家和部分洋务官僚，多数的官僚士大夫依然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习格致，倭仁一奏而部曹翰林却步；洋务学堂招生，当局以利诱之，而官绅子弟仍多不屑入；丁日昌以讲求洋务而得“丁鬼奴”之恶名；郭嵩焘《使西纪程》以称羡西洋而犯天下之大不韪等等。此皆足见当时风气之锢蔽。风气所以如是，与士大夫依然自大，没有民族危机感，有直接关系。直到甲午一役，始“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梁启超语），孙中山“切扶大厦之将顷”的呼声，康有为“保国”、“保种”的号召，震撼了不少人的心，民族危机感迅速在官僚士大夫中蔓延。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严复翻译《天演论》所表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能迅速风行。庚子事变以及《辛丑条约》，使思想界、知识界有了更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大体而言，从嘉道到光绪甲午前，中国朝野对于民族危机的感觉相当迟钝，其心态尚较从容，步伐不免缓慢；而甲午之后尤其是庚子之后，思想界、知识界国亡无日的感觉极为强烈，其心态近乎惊慌，步伐不免凌乱。

    晚清思想的演变，与晚清社会的变动紧密相关。几千年来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体系，遇到内外危机，开始破败，已不足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原来掌握着社会经济、-、文化多种优势资源的阶级阶层发生分化，不少人从其原本所属的阶级、阶层、群体中游离出来。新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出现了，资产者出现了，同外国资本主义以及同本国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式知识分子、近代传媒与社会团体接踵出现，这为新思想的普及并形成新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群众基础和载体。总之，旧社会中正在产生和制造自己的对立物：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阶层，新的社会群体，新的利益需求，不可遏止地被一再重新制造出来。固有的思想观念无法继续笼罩他们。于是反映他们的利益需求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就必然地逐渐确立起来。新的社会思潮推动社会朝着变革的方向发展，于是，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新政运动、立宪运动、革命运动等等都陆续发生了。而这些运动反过来又推动着新思潮的发展。

    西学输入是影响晚清思想发展的另一基本因素。晚清西学输入并非一帆风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国，遂养成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不易承认西学的长处。中国有自成体系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其中不少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等，与西方有重大的区别，这容易造成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冲突。同时，由于晚清西学输入与列强侵略紧密相随，遂使一般国人难以区分西方侵略者与西学，难以处理反抗侵略与学习西方的关系。但现实危机的刺激，还是使国人逐渐认识到西学的长处，逐渐接受、引进西学，“每次战败，外患益烈，而欧化之输入，亦随之而益盛焉。”（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页。）西学的输入，为晚清思想提供了新的养料，但晚清的西学输入具有明显的功利性，“我们只知道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接近西洋文化”（贺鳞：《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页。），因此这种养料并不充分。尽管如此，西学输入还是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传统，使晚清思想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政策、制度、思想观念、学说等等逐渐受到有识之士的怀疑、批评。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危机，中国传统中一些思想、主张、学说等，比如传统的重商思想、民本思想、仁政思想、经世思想、大同思想、《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墨子的兼爱学说等等，都被重新发现或给予重新解释，成为接受、理解西学的桥梁。

    如汉民同志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说，晚清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缺乏伟大深邃的理论著作，却不乏云涌风起的思潮”。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加剧着中国社会固有的矛盾。为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挽救严重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救时主张。这些主张中之符合时代潮流者，感召一批人，形成思潮。以后，危机不断加剧，既有的救时方案不能解决问题，人们又寻求新的方案，遂形成思潮迭兴的局面。这就使挽救民族危机、谋求国家富强成为晚清思想的核心议题，而思潮则成为晚清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研究晚清思想不能不研究晚清社会思潮。本书从社会思潮去研究晚清思想，可以说找到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一定的思想总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着应对环境的挑战而利用既有的思想资料结构而成的。思想史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罗列若干位思想家的若干思想主张，而必须对于思想家思想的时代及其思想主张针对的现实问题，思想家所利用的思想资源，以及思想家的思想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后来思想家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确切地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的真实内涵，才能对其思想主张的价值和局限作出合乎实际的评判。思潮的研究也一样。汉民同志深明此道，故本书不是从思想论思想，而是紧扣晚清历史来论述晚清思潮，从内忧外患的时局、资本主义的发生与成长、西学的输入与传播、前人的思想遗产等角度来论述晚清思潮的兴起、发展、更迭，从言论、著作、刊物、组织、运动等角度论述思潮的规模与影响。这样，我们看到的思想史不再纯粹是思想观念的历史，而是在活生生的历史中发生并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思想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思想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但是历史研究往往忽略了这种连续性。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对历史进行分期，而本来相对的分期又由于近代学术的专门化倾向，往往变成固定的区划，遂使历史的连续性在研究中就被割断。一是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习惯于以“进步”、“反动”来划分历史上的人物与思想，本来存在的人物、思想因为戴上了“反动”的帽子就被忽略。本书对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与一般的“近代思想史”始于1840年不同，本书的研究范围始于嘉道而终于光宣，将晚清百余年间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这是很有眼光的。正如作者的研究所表明的，嘉道间经世思潮“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其批判时政、呼唤改革的精神，关注实务的学风，正是晚清各主要思潮一以贯之的精神特征，经世思潮实是晚清思潮的源头，而这一点在阐述和研究“近代思想史”时是决不可以忽视的。第二，本书对于晚清出现的各主要思潮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所用篇幅相当大。通过作者的阐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晚清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趋向。第三，以前的许多近代思想史著作对于戊戌变法以后的改革思想的发展注意不够。这是由于研究者们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已经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必须走革命之路，戊戌之后的改革思潮违背这一方向，所以就是“反动”的。于是在许多研究著作中，戊戌变法到立宪思潮、革命思潮兴起之间的思想史变成了空白。本书用两章的篇幅论述了戊戌后改革思潮的发展，指出改革思潮在戊戌后不仅存在，而且有了相当的深化和提高，是革命思潮与立宪思潮的兴起的思想条件。这一研究重构了戊戌维新思潮与清末的立宪思潮和革命思潮之间的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