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受到所有的新政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无论是专论还是在清末新政研究或张之洞传记中，大都只注重对此文本内容的阐述，[1] 而对文本产生的背景与经过以及其思想来源与影响关注得不够。本文拟着重对后者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窥测内意和会商各省督抚联衔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1.29.），在“庚子事变”中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2] 这道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对于清廷的新政变法，张之洞的反应非常积极；事实上，他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动向。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已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得知，“不日将有上谕，举行新政”。[3] 因此，他对这道上谕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这使他能够很快地作出积极的回应。接到上谕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随即他便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赞成”，甚至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4] 本来，这些信息已足以使他确认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是，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