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李秀成曾是最有争议的人物；即使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也曾属于那种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做过一番不完全统计：在1949-1979年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三十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所发表的有关近代人物的论文中，位居第一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计453篇（其中的多数集中发表于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而李秀成紧随其后名列第二，计306篇（多集中发表于1964-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亦恰值其被俘遇害的一百周年前后）[①]。究其原因，是他在1864年天京城破突围被俘后，应太平天国的老对手、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要求，在囚笼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述（即《李秀成自述》），又被曾国藩在删改后刊刻了出来；而其供述原稿，后来又由曾氏后人于1963年在台北全文影印发表。李秀成的这篇供述，多少有点类似中国*党早期领袖之一的瞿秋白在被俘以后所写的《多余的话》，这就使得他在身后遭致了种种非议，而在死后一百年竟成了公开声讨和批判的对象。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左”的倾向，在对待《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64-1965年间对“叛徒”李秀成的挞伐，实际上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而出现的，其间则伴随着神化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等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文革”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大抓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所谓*党的“叛徒”。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党的领袖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苏维埃运动遭到挫折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