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资本主义各国生产方式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在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得到了切实的证明。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形成的。在印度，还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的形态；并且在中国这也是原始的形态。所以，在印度，英国人是当作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同时应用他们所有的直接*权力和经济权力，为了要把这种小的经济共同体破坏。英国人的商业在印度，对于生产方式不过能够在如下的限度内发生革命的影响：他们由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只纺织业——在农工生产的这个统一中，那是一个原始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破坏了，并因此把共同体打碎了。但甚至在那里这种分解工作仍不过是极缓慢进行的。在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权力加进来帮助，所以程度还是更小。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在这里，对于大工业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因为，在大工业生产物的价格中，有它到处都要钻过的流通过程的各种虚费加进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版，页四一二——四一三］
　　江宁条约后，人们纷纷谈论我们这次可是一举而要为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需要效劳了。这个消费我们货物的新市场的美景被人们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道上，广泛而动听地宣传开来——人们告诉公众说，只消中国人每人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远在英格兰人知道有棉织物的许多世纪以前，这三万万居民的祖先从来就决不稀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