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黄恩彤在投降派中充当着一个“智囊”的重要角色。他不仅参加结束鸦片战争清朝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国家之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之谈判与签订，而且在鸦片战争以后，先后跟随伊里布、耆英到广州参加与英、美、法等国的代表交涉与签订有关的补充条约和新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些外交活动中，他本着“抚夷”的理论，以对外进行妥协、委屈求全为宗旨，为耆英、伊里布出谋画策，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讨好外国侵略者。以后他因投降有功步步高升，留在广东继续帮助耆英“抑民奉外”，尽力压制人民群众以贯彻清政府的对外求和的方针，忠实执行耆英的卖国外交。在持续七年之久的广州人民反入城、反租地和反抗侵略者暴行的斗争中，黄恩彤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黄恩彤(1801-1883)，字石琴，山东宁阳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由刑部主事充提牢、热河理刑司员，累迁郎中。
　　鸦片战争爆发时即道光二十年(1840年)，黄恩彤出任江南盐巡道，旋迁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他以耆英、伊里布随员的资格，参预了南京条约的谈判与签订。事后，又被派往广东，随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筹议通商善后事宜”。道光二十三年伊里布死后，他协助到广东继续与英国代表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先后参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与签订。这时，他由广东按察使升任布政使，并被赏戴花翎，随带加二级，受到道光帝“办事认真，不辞劳瘁”的表扬①。道光二十五年又升任广东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