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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布政使——黄恩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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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交吏部议叙。由于他卖劲地贯彻执行了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的方针，他的官职也因此而步步高升。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者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出五口通商口岸。在广州，他们要求进入广州城，遭到广州人民群众的激烈反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下旬，爱国知识分子钱江、何大庚等贴出《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无情揭露清政府“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的卖国行为，使得地方大吏大感恐慌。紧接着，十一月初，又发生英兵殴伤中国小贩的暴行，激起广州人民焚烧洋馆的斗争，更使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梁宝常紧张起来。在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的授意下，由黄恩彤向他们献计，逮捕钱江、何大庚等抗英积极分子入狱，以后又将钱江遣戍新疆，何大庚押送回浙江原籍。广州人民的抗英浪潮因此暂时被压抑下去。事后黄恩彤对此极为得意②。
鸦片战争以后，耆英网罗一批投降妥协的官员充任“专派司道”之职，黄恩彤也在此列。他成为耆英、伊里布的有力爪牙，到广东筹办“夷务”，成为耆英赞赏的“一手经理之人”。
黄恩彤反对严禁鸦片，赞同许乃济的弛禁论，他不顾是非黑白，竟颠倒因果把鸦片战争的发生和英国发动武装侵略归罪于林则徐的严禁政策和要求外国商船必须履行如有“夹带鸦片进口者，船货入官，人即正法”的具结手续。他说：“起衅之由，肇自禁烟，而成于绝市”，责怪林则徐挑起了“兵端”③，宣扬牛鉴“周知情伪”，伊里布、耆英二人“洞悉机宜”，称赞他们与英国议和，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是“动中肯檠”。他反对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污蔑“粤民见利忘义，剽悍轻浮，难与争锋，亦难与持之，必不可倚以为用”④。他极力宣扬人民群众是靠不住的，不能“恃以御侮”，在他看来，“内民与外人为仇”是很可优愁的事。因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的自己武装坚持抗英，他不但不予支持，相反地却认为“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而极力阴谋破坏⑤。另一方面，他对外国侵略者却一再主张必须委屈求全，震慑于他们的“船坚炮烈，断难力敌”。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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