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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左侍郎——黄爵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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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合之，也有数千万两。因此，他不胜忧虑地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堵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他说“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倘若“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因此，从根本上说，“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主张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掉，否则即“置之重刑”②。
黄爵滋这个奏折，说理清楚，剖析利害关系最为剀切，是对两年来朱嶟、许球、袁玉麟等严禁论主要观点的补充与发展。它把白银大量外流与严禁吸食鸦片的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尖锐而明确地提了出来，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此问题不能不进行最后的抉择。道光帝很重视这个奏折，立即批转给各地军政大员，其中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直省各督抚，要他们发表意见。因而黄爵滋的这个奏折，对道光帝最后决定采取严禁鸦片的政策，派遣林则徐去广东禁烟起了重大作用，并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当林则徐正在广东展开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和积极备战时，道光帝根据御史杜彦士的奏议，派遣黄爵滋与吏部右侍郎祁隽藻赴福建查办“夷船”在闽南沿海进行鸦片-的问题，并与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共同筹备海防。当时台湾尚未设省，是属于福建省管辖的一个道，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黄爵滋就以很大的注意力关心台湾海峡两边因鸦片-所造成白银外流的严重情况。这回奉派出使福建，使他能够有机会进行实地考察。他带领随员一行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840年2月1日)，从北京起程，经过五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1840年3月21日)赶到了福建的省城福州。
经过实地调查，黄爵滋了解到福建沿海鸦片-情况和海防实力，向清政府作了详细报告。他揭露了当时沿海一带武备废驰、军队腐败的种种现象，主张加强设防，以抵御外国侵略。按定例，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都驻在福州，而-活动严重的却在泉州、漳州、厦门等闽南沿海一带。他与祁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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