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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尚书、“扬威将军”——奕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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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兆”。于是，约期当月二十九日举事，分兵三路，同时反攻三城。
第一路，三千六百人，自大隐山反攻宁波，由阿木穰和黄泰率军，分别攻打西门和南门，因军机泄漏，遭到英军埋伏，黄泰巷战无援阵亡；第二路，二千四百人，从大宝山进攻镇海，由刘天保和哈克里分别攻打镇海和招宝山威远城，英军早有准备，当刘天保尚未进入镇海城，就被击败，哈克里则一度攻入威远城，后遭英舰大炮轰击而失败；第三路，召募水勇二千多人⑤，从岱山潜渡进击定海，因事先潜伏各港的五、六百水勇，已被英军发现，并在预定一月二十九日同时反攻之前，就被击败。
收复浙东三城，对扭转当时整个战局至关重要。所以，当初道光帝对奕经曾寄以“一鼓作气，扬我国威”厚望，再三叮嘱“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赖也。”⑥而奕经反攻三城之役失败，“遂致全局损失，军威大挫，亡国之由，基于此役。”⑦当时人愤慨讥讽奕经：“生长深宫，不知世事，膏粱纨绔，何足与谋大事哉？”⑧
其实，反攻宁波、镇海两路失败之后，奕经就退驻杭州，以浙江巡抚刘韵珂坚持“和议”为是，“凡事必咨商而后行”⑨，并且，命令尽撤定海水勇战火诸船。唯独郑国鸿之子——郑鼎臣，以父仇未报，不肯听令，仍往来岱山、大嵩山，联络火舟，伺机进攻，终于三月四日冲入定海道头港，火攻英舰获胜。
自从二月四日大宝山战斗失利，浙江巡抚刘韵珂于当月十日向道光帝上奏浙省势事深危十可虑，认为“人心涣散，愈甚于前”“该逆火器之精，……亦无不猛烈异常，无可抵御”“而目前之大局，深属可危”⑩；并奏请将已革职的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以使英军“不复内犯”。道光帝即著所谓“为逆夷所倾服”⑾的伊里布由耆英带往浙江。同月二十九日，奕经与刘韵珂相呼应，亦向道光帝奏称：“惟我兵新挫之馀，士气未复，诚恐逆夷鸱张，难于收拾，不得不设法羁縻，藉免四出滋扰。”⑿三月二十九日，耆英抵杭州后，即与奕经相勾结。四月四日，英舰闯入钱塘江，欲进攻杭州，奕经、刘韵珂急派伊里布乘小船前往求和。四月九日，英军攻占乍浦。十一日耆英奏称“战无长策，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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