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以前和鸦片战争期间的外国传教士中，美国的传教士也不甘后人，他们在帝国主义早期的文化侵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广州及其他地区进行了不少活动，并把他们的活动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军事进攻的*、经济侵略密切结合起来。这里着重介绍其中两个人：裨治文和伯驾。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一1861)，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改称公理会)教士。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26年大学毕业后到神学院进修，1829年9月自神学院毕业就接受美部会的聘请为该会派赴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他由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资助，免费乘坐他的商船并住在他在广州的商行里。他接受美部会的指示，到中国向“那众多的人民”传播“福音”，并要求他就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状况向差会作详尽的报告。
　　裨治文于1829年10月14日自纽约上船，经过一百三十五天的航程，于1830年2月15日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在裨治文自美国出发前差会就要求他特别向马礼逊求教，因而裨治文到广州就跟马礼逊学习汉语文。随后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任主编，广州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提供经费和印刷场所，于1832年5月起出版一份英文的月刊，名为“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文译作：《中国丛报》，又译作《中国文库》，旧译作《澳门月报》(与林则徐编译的《澳门月报》无关)①。自此开始，至1851年12月约十年间《中国丛报》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