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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立福临继统的首倡者究竟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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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指福临）”，并且表示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分掌八旗军兵。这一提议被通过。就是说，是多尔衮在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的危急情况下提出立福临这一勉强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折衷方案。
理由三、闫先生认为前述两书中关于立嗣问题的这段记载“言辞含糊，且存疑点。”疑点在于“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一句，它说明“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一番议论”，已“有人提出立福临”，故九王才“应之”、“是之”。只是这番议论由于某种原因被《沈阳状启》的作者所漏略了。我认为参看其它有关文献关于这个问题的史料，这个“疑点”就不存在了。根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在多尔衮提议立福临之前，与事者确实是有一番议论的，“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这段记载恰好补充了《沈阳状启》那段记载的简略之处，但这番议论既没有提及福临，也没有提及济尔哈朗。那么，“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一句如何解释呢？这里九王所“应之”、“是之”者显然只能是两黄旗将领 ，而非其他任何人。本来，在立嗣问题上斗争的焦点就在豪格和多尔衮两人身上，双方阵营分明：拥立豪格者是代善、两 黄旗将领及济尔哈朗等；拥立多尔衮者是阿济格、多铎、硕托、阿达礼等。诸王会议议立之时，代善首先提议立豪格，但因豪格的谦让，两 黄旗将领改议“立皇子”。这改议其实只是换了个说法，拥立豪格的原意并没有变，因为在诸皇子中，只有豪格被 推 戴的条件最优越，他是皇长子，“多智略”（《碑传集·豪格传》），“颇有弓马之才”（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第3487页），多年统兵征战，屡立功勋，所以“立皇子”无疑当首推 豪格。也正因此，代善也随之同意“立皇子”之议。对此，反对派当然不能坐视，阿济格和多铎当即劝多尔衮自立，但多尔衮犹豫，多铎又提出自立，以其才智与影响，当然不是合适人选，被多尔衮否定，他又提议立代善，代善以年迈相辞。经过这一番较量，多谋善断的多尔衮终于考虑成熟一个缓解矛盾、平衡双方的折衷方案，于是他响应两黄旗将领说：“汝等 之言是矣。”同意他们提出的“立皇子”之议，但首先被推出的豪格既然谦让，那就改立皇九子福临吧。这里还要注意，多尔衮说的是“汝等 ”，而 不是“汝”，不是对某一个人而言，而是对多个人而言，正是对两 黄旗的将领们所说的，而不是对济尔哈朗说的。由以上分析可以说明 ，“九王应之曰：‘汝等 之言是矣’”一句并无疑点。
上述三条理由说明了《沈阳状启》和《沈馆录》所记关于多尔衮首倡拥立福临的这条史料是真实可信的，没有疑义。
其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治史者提出一条可以确证济尔哈朗是首先提议拥立福临的人的史料。闫先生举出1652年福临颁赐济尔哈朗金册金宝时的诏文为证，认为“顺治帝福 临明确表明：济尔哈朗在诸王议立自己为帝时，有首议之功。”但细读这份诏文，其中在继统这个问题上对济尔哈朗的褒扬之辞也只是说：“当时尔与两 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清世祖实录》卷63）这句话并没点明济尔哈朗首议立福临为帝，只是表彰他与两旗大臣拥戴福临为帝，避免了一场内乱。这是顺治亲政后，为纠正多尔衮当政时对济尔哈朗的排斥打击，为济尔哈朗恢复名誉地位之举，济尔哈朗本是支持豪格的，但他为人忠直，既无野心，也不搞阴谋，立福临之议既定之后，他又是摄政王，便一心拥戴幼帝，且始终不渝，故福临亲政，特加尊荣，因有是诏。
再次，当时情势决定首先提出立福临之议者只能是多尔衮，而不会是济尔哈朗。
当时，议立问题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身上，两人都暗中进行积极的活动争取自立，就两人自身的条件论，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两人都是有勇有谋、屡建战功、很有影响的亲王。若以军事实力论，代善领正红旗，济尔哈朗领镶兰旗，再加两黄旗及豪格自领的正兰旗，共是五个旗的兵力支持豪格，多尔衮所控制的则只有两白旗兵力，尽管精锐莫挡，总还是逊于豪格一方。而在诸王会议议立之时，豪格一方态度坚决，代善首先表态，豪格“当承大统”，在豪格表示谦让以后，两黄旗将士“张弓挟矢，环立宫殿”（《清史稿·索尼传》），以武力要挟“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代善也再次强调“当立皇子”（同前）。当时形势很明显，非皇太极之子不能立！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清楚的是，代善与两 黄旗将领所说“立皇子”其实仍然是指豪格，因为豪格是诸 皇子中的第一人选，其他皇子即使不是年龄幼小，功勋、地位和影响也都没有高于豪格之上者。两黄旗将领图尔格、索尼等人也确曾“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清世祖实录》卷37）。所以，他们坚持“立皇子”并非改议，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当然，他们没有想到这会被多尔衮钻了空子。多尔衮自非等闲之辈，“聪慧多智，谋略过人”（《碑传集·本传》），在这样一种不可轻举妄动 的情势之下，虽然确有自立之心，也不敢贸然从事，而是冷静地观察，寻找时机。阿济格和多铎 劝他自立，他“犹豫未允”。多铎要自立，他批评他说的没道理。多铎提议立代善，而代善策略但却坚定地再次表态“当立皇子”。这时，机敏的多尔衮终于考虑好了对策。他的发言首先肯定对方“立皇子”的意见，这样，一下子就缓和了对立情绪，使对方放松了警惕，而且再也无话可说。然后，他抓住豪格的谦辞说他“无继统之意”，轻易地排除了对方再坚持豪格的可能性，也就很自然地消除了这个对手。最后，才提出他的方案：“立帝之第三子，”“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这个方案既达到了他掌权当政的目的，又尊重了对方的意见，而且，还保持了双方势力和利益的平衡。到这时，豪格一方只能心服口服地接受这个方案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是多尔衮首先提出立福临为帝，合情合理。那么，尽管没有史料能证明济尔哈朗曾有立福临之议，但他有没有可能是首议立福临之人而史料漏载呢？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13岁就为努尔哈赤所收养，并且，对他“委任特重”（《大清国史宗室 列传》卷1）。皇太极对他也是“恩养之厚，迥异众人”（《清太宗实录》卷26）。因此，他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极忠诚，一贯忠实地自觉贯彻努尔哈赤和 皇太极的意图（限于篇幅，此不详述）。正由于他的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在议立问题上，他支持豪格，但态度十分谨慎。早在诸王会议之前，当豪格使何洛会、杨善告诉他要立豪格为君，征求他的意见 时，他说：“我意亦如此。摄政王尚未知，待我与众商之。”（《清太宗实录》卷37）这句话说明三个问题，一、说明他是拥护豪格的；二、说明他很关注多尔衮的态度；三、在立嗣这样大事上，他毕竟是旁支外系，不想参与暗斗。当然，还说明他为人端正。在诸王会议上，他就更谨慎了，一直没有公开表态支持豪格，当然，他也不会首先提议立其他某一个人，他一直在观察，特别还要看多尔衮的态度，看形势如何发展。由此看来，他是不可能在多尔衮之前提出立福临的。
再者，对立嗣这样的大事，朝鲜使臣撰写状启时必定详述所知情况，连“十王默无一言 ”的情形都写上了，如果济尔哈朗有所表示，特别是如首先提出一个为大家所通过的方案时，当是不会漏载或省略的。 参看《清实录》、《清史稿》等史籍，有关这事的记载虽各有详略不同，却都无济尔哈朗倡议立福临之记述，也可证《沈阳状启》、《沈馆录》之非漏略之失。
概括以上辨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沈阳状启》明确记载拥立福临继统的首倡者是多尔衮，这条史料的可信性并无疑义。在当时争立矛盾几乎兵刃相见的形势下，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两人的不同身份、所处的不同地位及个性差别几方面看，拥立福临继统的首倡者都不会是济尔哈朗，而只能是机敏多智、“倡谋出奇”（《清世祖实录》卷9 ）的多尔衮。而至今又没有发现济尔哈朗首先提议立福临为帝的任何一条史料，所以，拥立福临继统的首倡者应该是多尔衮。这也是多尔衮这个历史人物的重要历史功绩之一，因为由于他首倡立福临为帝，妥善地化解了清皇室内部一场不可调和的矛盾，避免了一场流血内乱的发生，这直接关系到此后不久清朝定鼎中原，统一全中国斗争的胜利。在这点上，多尔衮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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