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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世界首富伍秉鉴的末路人生(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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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28:20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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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经花费巨资换来了一顶三品顶戴，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不过，行商们虽一个个腰缠万贯，也顶着三品、四品的顶戴花翎，行事却并不张扬。外国商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天生有懦弱的性格”；甚至“一辈子只开过一次玩笑”。他的节俭深受美国商人的称道。而那红色的顶戴，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戴一下。
事实上，伍秉鉴这样的官商，在皇帝和百官眼中还是可随意盘剥的商人。每当国家发生灾难、战事，皇帝和权贵们搞个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要向上级讨个好，十三行的商人们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输”。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五百零八万五千两，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
无休止的摊派和募捐还不是行商们最难忍受的事情。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十三行不仅仅受到政府和官吏的盘剥，他们还必须看那些外国大商人的脸色。伍氏家族如果没有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最大的贸易份额，也成不了世界首富。而那些小的行商们，在官吏的盘剥之后，经常缺少周转的现金，这个时候就只能向外商们借款才能勉强维持。
在这种情形下，十三行的行商们无时无刻不处在风险之中。台湾学者陈国栋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行商们无不渴望挣脱这个牢笼。十三行之同文行行商潘正亨甚至决绝地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却都得不到官府的许可。1826年，他以50万两的代价(《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将怡和行行务交与第四子伍元华掌管，但政府仍然要他为所有行商作担保。他甚至表示愿意把百分之八十的财产捐给政府，只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剩余百分之二十的财产，仍然未被允许。因此，直到1839年，他仍然是怡和行的真正掌管者和十三行的领袖。
1839·禁烟运动
3月18日，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和其他行商接到林则徐的传唤。林则徐不等行商们作任何辩白，就指责他们“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若谓所带鸦片，甲卸在伶仃洋之趸船，而该商所保其无夹带者，系指进口之船而言，是则掩耳盗铃，预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问。”同时责令他们传谕外商缴烟具结，“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并密派兵丁在商馆周围“暗设防维”，以监视外国鸦片贩子。
按林则徐的说法，伍家和十三行对鸦片走私没有尽到督察与阻止的责任，顶多也就是一个“渎职罪”。但是，后世往往给他们打上“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奸商印记。
伍秉鉴一家，到底有没有走私鸦片呢？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
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贸易。这其中就包括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也包括伍秉鉴的干儿子美国旗昌洋行老板约翰·福布斯。
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责任。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因此，尽管鸦片走私可以获取暴利，十三行行商们却都对其避之不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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