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乌八年（245年），享年六十三。由此推知逊始仕孙权将军幕府在建安八年（203年）。此后逊作过东西曹令史，估计逊出任海昌屯田都尉约在建安十年或稍后。但不能把逊任屯田官作为孙吴开始兴办屯田的时间。一般史家认为吴屯田晚于曹操建安元年的许下屯田。我以为从孙吴的主客观条件看，孙吴也并非没有在建安元年左右已开始兴办屯田的可能。因为江南战争较少，许多地区有安定的环境可以屯田。据《三国志》卷7《吕布传附陈登》注引《先贤行状》载，徐州牧陶谦于兴平元年（194年）或稍前，表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广陵郡东阳县进行屯田。当时江东情况尚较广陵安定。陈登既然能在广陵屯田，孙策、孙权为什么不能在丹阳郡或吴郡屯田呢？诸如以下情况，都存在兴办屯田的可能，如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孙策渡江南下，将扬州刺史刘繇从曲阿赶到豫章，繇将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杨太守，并“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此“屯府”可能即太史慈屯田处所，不然附慈山越何所食呢？太史慈被孙策俘获后，大受亲用。史言：“刘繇亡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抚安”之。慈完成任务后，孙策对刘繇旧部万余人如何发落，史未叙及，以情理度之，今之屯田，既为当时情况所需，即不能说没有可能。又如《三国志》卷46《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 （策）自与周瑜率二万步骑袭皖城，即克之，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所得人东诣吴。
《通鉴》系此事于建安四年（199年）。至于袁术部曲三万余人徒吴后如何安置，据《三国志》卷55《陈武传》言“策破刘勳，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其他体质较弱的自可能令之屯田。当建安五年（200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继统其众，旧策所置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权攻克之，“徒其部曲三万余人”，这样多的降人，不令其屯田，又何所食？陆逊之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即系办理屯田，吴和丹阳两郡还有不少比海昌更为重要的军事、经济地点，岂有不早已开办屯田之理。孙吴的自然条件极宜屯垦，所缺的是劳动人手，当时江北人民既源源南下，而孙策、孙权又获得袁术、刘繇及刘勳等旧部曲，加以山越人民接连不断地被孙氏降服，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孙氏在江东立国之初，就会利用敌人旧部曲、南下流民和山越降人兴办屯田。我们对于孙吴举办屯田的时间，不宜估计甚迟。
从地理条件观察，孙吴屯田不可能有曹魏许下和淮南北屯田那样集中。原因之一是南方多丘陵山地，缺乏大的平原旷野。魏吴在长江中下游相对峙的情况是，吴军擅长水战，但因缺马，难以与魏军骁骑争逐于北方旷野，故吴乃防守有余，进攻不足，这就使得吴对魏采取了防守为主、攻取为辅的基本战略。纵然如此，长江中下游数千里，皆需设防，处处置兵，有兵则不能缺粮，因此孙吴屯兵之处，一般都令军士屯田。黄武五年（226年）陆逊上疏建议“令诸将增广农亩”，表明诸将已进行屯田，否则何以言增广呢？诸将不只在防地屯田以自食，得到敌人城池土地，亦往往就地屯田。据《三国志》卷51《宗室·孙韶传》载：魏吴经常交兵的“徐、泗、江、淮”间，双方“不居者各数百里”。由于淮南战争地带接近东吴，且吴军饶江河运粮之利，魏军则输粮线长而运艰，不能不收缩兵力，以免受到吴人掩袭。当时魏在淮南重镇合肥以南，只剩下一个皖城。《通鉴》卷67建安十九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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