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烈……以义行称……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

　　《三国志》卷16《郑恽传》：

　　郑恽……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

　　可见曹操用人不但重视德行，就是对于一般舆论也相当重视；而且曹操用人还有重德胜于重才的事例。如《三国志》卷12《崔琰传》：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

　　就是曹操给群下的教令中，也有更多强调德行的，如操为丞相后，曾给典管选举的东曹掾崔琰下教说：

　　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可证曹操用人决不是只重才不重德，不能因有《求才三令》就片面地认为操代表寒门地主打击世族地主。实际上，作为名士世族的表率人物荀彧，也是“取士不以一揆，戯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操在《庚申令》中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可见曹操认为重德与重才须因时而异。当打天下时，为了减轻反对力量，壮大自己阵营，对于才智之士，需要努力罗致，所谓“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曹操之所以能获得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共同支持，而扫灭群雄，其原因亦即在此。

　　我们如果要真正了解《求才三令》的用意，不能只从文句中去找，更需结合操的*要求来探索。操的用人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当创业之时，操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不能不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以招致各种类型的人才，故其用人有高出其他群雄之处。现举出下面事例：

　　（1）在某种情况下，能舍弃旧怨。例如操到南阳讨张绣，绣降而复叛，杀操一子一侄。但当绣再次投降时，操仍弃仇录用。又如官渡战前，陈琳为袁绍作檄辱骂操为“赘阉遗丑”。当时出身于阉宦之家，最为人所不齿，亦系操所最忌讳者。可是当袁氏败，操获琳，仍“爱其才而不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