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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丞相诸葛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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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为优。”这无疑是吹捧孙权为一代明君，是臣子们的荣幸，这简直让“碧眼儿”浑身舒泰、乐得昏天黑地。孙权还亲自充当媒婆，从中奔走，让诸葛谨的女儿嫁给了张昭的儿子，这对夫妻生下的女儿长大以后，嫁给了孙权之子孙和。孙权器重诸葛家族，肯定有利益上的驱使，诸葛亮是蜀国事实上的当权者，与他搞好关系，结盟共同对付魏国，是关系东吴生死存亡的大事。诸葛谨父子也确有才干，干出了几件让孙权非常振奋的事情。嘉禾年间，成为丹阳太守的诸葛恪平定山越，使吴国军队增加了4万壮丁，使朝廷增加了6万编户平民，“主上欢然，遥用叹息。感《四牡》之遗典，思饮至之旧章。”诸葛恪深通兵法，他坚壁清野，派人守住要害峪口，并抢收稻谷，山越土著们饿得嗷嗷大叫，为了活命，只有下山向朝廷投降，“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这也成为诸葛恪后来被孙权托孤的资本。如果吴国最初的太子孙登不是英年早逝，能够顺利登基，作为太子宾友的诸葛恪也许能够保全一生的功名。诸葛恪生在富贵，少历挫折和打击，他更象一位率性的名士，飞扬跋扈，缺乏阴谋家的坚韧和厚黑。如果仅仅作为明君朝堂上的一位臣子，独挡一面，他完全可能象他的父亲诸葛谨一样，深得圣眷、善始善终，不至于随着他的灭亡而导致连锁反应，吴国的精英阶层几乎被屠戮殆尽，以至后来孙皓称赞陆家出了两个宰相、几十个将军时，陆家宰相愁眉苦脸地回答，微臣日夜担心亡国，无日或安，哪里敢称兴旺呢。
早逝的吴国太子孙登是这样评论诸葛恪的，“英才卓越，超逾伦匹”，他们还有这样一段佳话，孙登曾骂诸葛恪，“诸葛元逊吃马粪”，诸葛恪回击道，“太子殿下吃鸡蛋”，孙权在一旁听到了，笑到，“他请你吃马粪，你请他吃鸡蛋，你不是吃亏了，这是为什么呀？” 诸葛恪回答说，“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孙权笑得前仰后合，更增加了他对诸葛恪的喜爱。以吴太子孙登的宽厚与英明，如果继承皇位，诸葛恪一定能够展其所长，而不必担心阴谋家的暗算和毒手。诸葛恪不是叛逆之人，孙权在位时，诸葛恪曾想攻取魏国的寿春，孙权不许，诸葛恪也没有坚持，可见只要明君在朝，诸葛恪会谨守为臣之道，不会为所欲为。后来诸葛恪的长子卷入了孙和和孙霸的储君之争，诸葛恪狠心将儿子毒死，可见父子亲情也敌不过皇权的威严。孙权临终时，太子孙亮只有十岁，向大臣托孤是必然的事情，但平心而论，当时的吴国重臣中，陆抗比他更适合太子太傅这个位置，陆抗出生于江东大族，是名将陆逊的儿子，拜将之时不过二十一岁，比诸葛恪小了二十岁，他为人严谨，一次奉命与诸葛恪互换防区，临走将驻地修葺一新，诸葛恪原来驻守的柴桑却相当破败，换防后，诸葛恪两相对比，顿时感到十分惭愧。陆抗有一回生病，魏国的羊祜派人送来自己配好的中药，陆抗的手下担心“敌人趁机毒害统帅”，劝他不要喝，陆抗的回答让人感动，“羊祜岂是下毒的人？”将药一饮而尽，很快就身体就复原了。“宰相肚里能撑船”，陆抗的稳健和大度足以胜任托孤大臣的职责，而孙权偏偏托孤给诸葛恪，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限制江东大族的势力，维系与蜀国的关系（诸葛亮的接班人都是诸葛亮指定的），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光环效应，诸葛恪干练迅捷的处世作风，还有不能遗漏的一条，那就是一种百年难遇的“君臣相得”，这是一种缘分，可遇而不可求。
就象刘备和诸葛亮、刘彻和霍去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和信任，甚至君臣连生肖都非常的合衬（不限于男女之间）。“大耳贼”刘备属牛，“卧龙”诸葛亮属鸡，这是通常能够和谐相处的两个生肖，如果是男女，往往是上上之佳配。汉武帝刘彻属鸡，霍去病属牛，小霍在汉武一朝能和卫青一起扫荡漠北，几乎用尽了大汉朝的倾国之力和倾国之兵，汉武帝把这么重的兵权交到他手上，却不担心他会反戈相向，恐怕不能光用识人之明来解释，后来的李广利不就是草包一个吗？君臣相得的后果就是“你办事，我放心”，于是诸葛恪成了总领军国大事的吴国第一权臣。
他终于有权利有机会施展自己平生的抱负和志向，可惜，孙亮不是孙权，就象汉宣帝见到霍光，有如“芒刺在背”，而以前早逝的汉昭帝，却很欣赏霍大将军的忠直。史家曾评论诸葛恪的败亡是因为他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但是诸葛亮几度北伐，不顾朝臣和刘禅的反对（蜀汉的国力不能与曹魏相比），不也是一意孤行吗？除了当时所处的局势，自身的性格缺陷，还有一种不同之处是，被刘备托孤的刘禅是个温和恬淡的富贵闲人，任由“相父”南征北讨，到处折腾，眼不见，心不烦。吴国孙亮继位时年纪幼小，聪明伶俐，极有权利欲望，可惜鼠目寸光，他依靠孙氏兄弟除掉了诸葛恪，后来受不了孙氏兄弟的钳制，有所行动，就被孙氏兄弟从皇位上赶了下来。大臣擅权，废立皇帝是名不正言不顺，群臣可以共讨之，而皇族擅权，废了皇帝自己就能取而代之，两害相较取其重，吴国小皇帝何其短视也。
诸葛恪初为太傅，“於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建兴元年，吴魏展开东兴之战，大雪寒天，吴军赤膊上阵、奋勇杀敌，魏军“死者数万”，吴军“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胜利的荣耀激发了诸葛恪流芳百世的雄心，他决定孤注一掷，以倾国之兵，完成叔父诸葛亮未能完成的北伐大业。应该说他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他约了蜀国的姜维同时发动进攻，只求自保并不能免于灭亡，就象与金国对峙的北宋、与蒙古对峙的南宋一样。吴、蜀与其坐等灭亡，不如主动出击。但他在战术上有了错误，事先没有周密的计划和方案，疫病爆发时未能及时善后，给吴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盛夏之季，驱使士兵象蚂蚁一样爬上城墙，去夺取魏国的新城，却数月不能攻破，“此攻城之灾也”，犯了兵法之忌。瘟疫流行，军中“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而恪晏然自若”，于是“怨黩兴矣”。
诸葛恪返回吴国之后，孙权指定的另一位托孤大臣孙峻趁机与孙亮合谋，埋伏甲士，杀害了诸葛恪。诸葛恪的次子诸葛竦，当时是吴国的长水校尉，听说父亲被杀，用马车载着母亲逃跑，被孙峻派来的骑督刘承追上，斩杀于白都。幼子诸葛建，当时是吴国的步兵校尉，渡江跑了几十里，想投奔魏国，被吴国的追兵赶上，惨遭杀害。诸葛恪的弟弟和侄儿全部死于非命，外甥都乡侯张震和常侍朱恩等，都被夷灭三族。贵盛无比的吴国诸葛家族，遭到了与西汉霍氏家族同样悲惨的下场。以霍光的忠诚与谨慎，以霍光对大汉的彪柄功业，尚且不能保全霍氏家族的一个婴儿，功业不及霍光的诸葛恪，身死族灭，并不希奇。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权利斗争的残酷规律。只是如果吴太子孙登能够多活几十年，或者已经成年的孙和能及时继承皇位（诸葛恪的外甥女是孙和的妻子），诸葛恪的家族都可能免于灭族的命运，“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大业未成的悲壮，这对于诸葛恪来说，是椎心泣血的悲痛，只是，历史无法假设，历史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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