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军事理论的奠基者克劳塞维茨（东方的是孙子孙武）在其大作《战争论》中就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的延续。”他认为“-观点是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地最高观点”。曹操统一北方之后，下个目标就是统一全天下，他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占据荆州，向东顺流而下，从侧面打击东吴，再向西夺取富饶的益州，以统一天下。建安十三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下以实现其战略意图。

《孙子兵法》第三篇谋攻写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一代枭雄曹操戎马一生，当然知道这些道理。当时长江中下游流域大的势力只有最为弱小的刘备、最富足的刘表、刚执政不久的孙权，曹军号称八十万，以席卷千军之势千里追杀最为弱小的刘备集团，以达到杀鸡给猴看的目的，之后挟长板坡一战之兵威直逼荆州城下，迫使荆州刘表集团不战而降，并接收了其全部军事力量。  
曹操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刘表荆州之地。曹操自诩有百万之众，战将如云，战船无数，沿江布防，营寨连绵三百里，企图以其貌似强大的力量威慑东吴的孙权。但这个手法，不是不问对象、不计条件，都行之有效；并非所有的对手都不寒而栗，不战而降。  
曹操欲吞江南，有点操之过急。所谓“与孙权会猎江夏，共擒刘备，分荆州之地~~~”。他以荆州为饵，诱孙权上钩，其实是一招幌子，以到达其一箭双雕之计。  
东吴方面在曹操的武力相威胁下，其高层人物随之分裂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吴主孙权则左右居中，处于动摇状态，他本有称帝之念，但形势的变化无常，无法判明传闻的真伪，不敢贸然应战。曹军号称百万，但究竟真正实力是怎样，孙权始终惊异莫测，所以才有了鲁肃前往江夏借吊唁刘表，以探究曹军虚实的举动。  
曹操陈兵江北，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剩下的江东孙权，也并非无所作为，仍可依仗长江天险抗击曹军来袭，不可能一下子就扶手称臣。诸葛孔明就是据此断定与东吴实现联合的现实可能性。刘备一班人死里逃生躲过了曹操的追杀，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这是刘备面向未来的起点。虽说如此，孔明自知自己势单力薄，要立足江夏，并且从而拓宽自己的路，只有联合东吴，结成抗曹的统一战线，为尔后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机遇。  
数百年前，罗贯中就已经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鲁肃不请自来江夏，是形式使然，与孔明的企盼不谋而合。鲁肃、孔明的共同意愿，反映了客观斗争环境的需要，对孔明而言，为实现他的隆中构想，也就不避艰难，只身赴江东会谈，其任务之重，可以想见。但应该看到，孔明此行是走向天下三分的一个战略起步。  
对于孙刘两家的眉来目往，甚至已经开始相互“勾结”的时候，作为本来属于执牛耳的一方――曹操，却一无所知，还在做所谓江东必“惊疑而来降”的美梦，这是曹操最大的悲哀！  
东吴在危急之际，得以邀请孔明计议联手抗曹大使，应该说是曹操逼迫出来和促成的，如曹操不继续进逼，说不定，孙权已经容不下刘备这只老虎呆在自己的身边，可以说是曹操打错算盘的负面效应。曹操以武力威逼东吴，不能不激起江东上上下下展开是战是降的大辩论，到这时候，人的主题素质，将起决定性的作哟；宁死不屈对于哀兵来说，有一种不可估量的反弹力。这又是曹操炫耀武力的另一个负面效应。  
曹操打的算盘，是一道加减法的算术算式，并据以推出自己的期望值－孙权必将投降；他本应立体地估算刘备与孙权两家势将合流涌动一起的应变能力须知，刘和孙势在曹操对岸的两个可变量；孔明出使东吴，显示出孙权将借助、依傍孔明的智慧而起动并增值自己的变量。这一切的量变和质变，不是处于曹操的无知，而是出于曹操的满心，一开始就打错了算盘，此时的战争主动权已经落到了孙刘方面去了。
孙刘两家的联手抗曹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出发，若曹操止步于荆州，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孙权、刘备二虎相争，曹操得利的情景，可惜，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孙刘两家的联手，算得上是双方在战前的一种战略调整，对比双方的总体实力，可以说孙刘方面是处于劣势，但劣势中又有据险而守，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士卒精于水战的优势；而曹操的优势中却潜伏着内部轻敌，自方不善水战，外线作战、后方不稳等等的劣势。这正应验了前面对罗贯中军事思想的分析：强必胜弱不是一条不变的定律；强者与弱者之间不存在一道绝对高低优劣的界线，劣势中有优势，优势中潜伏着劣势。  
诸葛孔明出使江东，合纵连横好不威风，通过大量的解释、说服、鼓劲等多方面的大量思想工作，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简明的话来表述，―――――曹操不可怕。  
曹操顺利占领荆襄地区，看上去的确是威风八面，这时候的他既存在自满自足的一面，但也还存在难以排除的内心困惑的一面。滚滚长江水遏制住他长驱直入的势头，他的那些旱鸭子只能是望江兴叹。

经营江东六郡的孙权，已历经三世，其水师之精良，在各诸侯中当推首位。东吴以江立国，要取江东须靠水师。曹操任用刘表降将蔡瑁、张允，说明此时的曹操还有自知之明。 
在曹军声势好大的背后，潜伏着实质性的虚势已暴露无遗，非在短期内所能克服。这一点，曹操并不盲目自大，无视这个十分严峻的事实。如箭在发，曹操自己把自己推到了大江之滨，处于进不得退也不得的尴尬境地，如同上了虎背下不来了。所以才有以“会猎江夏”之名，遂迫降孙权之实的自以为得计之举。这实在实曹操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得一种表现，这是一；其次，一纸“徼文”孙权不予回复，久无音讯。曹操无奈，只好又给周瑜发去一封。周瑜看都不看就把信撕了，还杀了来使，曹操压不住心中怒火，下令进兵。（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褞而致战”）如此仓促初战，这是他内心虚弱得又一种表现；其三，曹孙首战，曹军战败，按战争常规来说，本不足为怪。但不能不承认，曹军得这一次失利，不同于以往大大小小战役，环境十分特殊。曹操也已省察到了个中隐忧，所以不经论证，就急不可待地批准蒋干前往江东去游说周瑜来降。周瑜可能来降吗？而曹操却把取胜之宝都押在蒋干身上；其死蒋干使曹营帐下幕宾，不见有什么突出才干，去了江东一趟，招降周瑜不成，却“偷”来了一纸蔡瑁、张允二人致周都督地“密信”。这本不是一件难以分辨地真伪之作，曹操却如获至宝，立马杀了蔡张二人。待他悟道乃中恶劣周瑜之计时，已为时而晚。这是曹操貌似强大实则处于虚势地第四中表现。曹操杀了蔡张二人，改由不识水战地毛阶、于禁当水师都督其水军只能是外行的将领导外行的兵，战争的胜负由此确定。  
其实，在罗贯中的战争思想当中，战争双方要做到相互间优、劣势之间的转换，总有一两个“节点”或许是一件事或者一个计谋。庞统献连环就是整个赤壁之战的“节点”，也可以说是转折点。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双方其实都陷入了僵持阶段，即曹军无法突破东吴方的长江防线（为什么曹操会止步于长江之滨后面有专门论述），而东吴的周瑜也一时间无法令曹操打消南下的念头。这时的双方其实都在寻找一个“点”，去打破这个僵局。而连环计恰好同时成为了这个“点”。只不过受益者与被害者不同而已。连环计表面上治好了曹军不习水战的弱点，实则使曹军丧失了最为重要的机动性。凡兵器者，火力、机动、防护三要素构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形，三者不可或一，其中一角没了，那三角形也就塌了。曹操深知兵法，诡计多端，何以庞统一献连环计便接受？凡献计诱人，对方要愿意听，且认为此计确对己有利，计始中之。一来，凤雏、卧龙齐名，曹操多次被卧龙诸葛孔明玩弄于鼓掌之中，得知凤雏下顾，自然心理上就对其高论有了先入为主的认同。其次，初战三江口，曹操损兵折将，双方进入了持久战，曹操很清楚，水战乃东吴方的传统强项，北军不善水战，以传统的水战模式打败东吴水师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而对于处于外线作战的曹操来说，持久战就意味着战败。因此必须寻找另一种水战方式尽快结束双方的僵持。而东吴方面正式充分利用曹操的这等心思，献上连环计。正式这条“连环计”令曹操丧失了自己最后数量上的优势，整个战场态势发生了大逆转。
。可以说“算华容，诸葛弄虚实”这段是赤壁大战的最后的落幕之戏了。《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说善于作战的将帅，应该是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是兵家常用之法，而孔明却反其道而行，来了个“实则实之”，使还算杰出得兵谋家曹操料不到而中了计。这次交锋，诸葛亮胜在因人因事而异，对敌我态势，战区地形，敌方将领等一切了解透彻，能提前揣摩到别人的心理。而曹操则败在过于拘泥兵法，骄傲自大。再一次证明笔者在前面所言的“，性格上的柔和刚，亦可为对方提供突破口”。诸葛亮智算华容，可称得上神机妙算，其运用虚实之法既绝且奇，正如毛宗岗在其所评的三国中这样写道：“凡计之中人，必度彼为何如人，而后中之，则未有不中者也。又度彼之料我为何如人，而后中之，则又未有不中者也。彼方自以为智，而我即中之以其智，则正迎乎彼之意中，彼方料我之智，而我反中智，以我为愚，则又出乎彼之意外。如孔明料华容之料曹操于华容也。夫举火于此，而伏兵于彼，则智人之所以为，而为彼之不及料。操固熟知有兵家虚实之法，而不熟知孔明之知有兵家虚实之法，此其所以为孔明之所中与？”
火烧赤壁一战绝对称得上是,《三国演义》里面战争艺术发展的最顶峰，亦是剧情发展的分界线，自此之后，三分天下之势开始呈现。自赤壁以后章节的战争情节没有一个值得细看，因为其战争艺术水平已经没有一场够得上赤壁之战。总结曹操战败的原因，曹操作为统领全局的最高指挥官，根本没有完全了解自己军队的特性，骄傲自大，过于轻敌。将自己本来处于优势的总体实力和势力输的一干二净。真可谓是“将帅无能，害死三军”，借用美国四星上将李奇威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仪式上所说的一句话来概括曹操的失败：“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三  
要认识罗贯中，首先应该将他定位在一个文学家的位置上，他是在演述历史战争时亿说书人的眼光来看待战争。固然，其军事指导思想也有着自己本身的局限性。
凡是认认真真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强烈感觉到作者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曹操之所以兵败赤壁，完全是因为周瑜、诸葛亮等人的奇谋诡计。虽然，孙子曾说过：“兵者，诡道也。”但作战指挥并不是指的是这些，归纳起来靠的是C4ISR即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e）、算谋或计谋（compute）、情报（intlligence）、监视（suipervise）、侦察（reconnaissance）。计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而且打仗并不是单靠计谋等这些精神因素就可以打赢的，战争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除去精神还要有强劲的物质支持。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精神因素包括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等等，而物质因素主要是指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后勤供应等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说“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像用化学方式分析合金那样把他们分解开。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进行的较量，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谁最后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多，谁就是胜者。”兵圣孙武也将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列为对战争有同等决定性作用的条件。其第四编《形编》通编都在谈论物质因素对战争的影响。这就是一个文学家与军事家最大的分别。 
曹操之所以兵败赤壁，完全是自己咎由自取。除了周瑜先前对孙权所分析的四大弱点（北土未平，尚有后患；北军不善水战；隆东盛寒，缺乏粮草；士卒不服水土）外，最重要的是不熟悉渡江的战术和对于水路的协作的战术不熟悉。
曹操在获得南郡后，在荆州战役中，曹操分散兵力，这是因为曹操初步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拿下全部荆州，而荆州除去襄阳外，还有重要的南郡和毗邻孙权的夏口，樊口这两大战略要点，所以曹操分兵两路，一路南下取得南郡，另一路从襄阳延汉水南下准备攻取夏口。正当以为南下的水军继续追杀东退的刘备顺便夺取夏口，曹操却命其和夺取南郡的另一支的主力进行汇合。有人会问，既然长江各处都可以渡江，为什么曹操不从南郡渡江，为什么一定要从乌林，陆口南渡导致了赤壁之战呢？因为延南郡向东到陆口一带，长江以南是云梦大泽和洞庭湖，即使渡江也并不利于补给和行动，而且乌林处于两路南下军队的汇总之所，而且补给可以沿江也可以走陆路，补给方便。故曹操会选择在这里把主力进行集结，而周瑜也因为上述的原因，所以才在长江的南岸的陆口布防。其实守卫江防是十分辛苦的，并且弱点也是处处体现，所以攻击方突破江防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多路渡江，利用多路局部渡江点形成优势，充分利用兵力多的特点，有效的形成主攻和侧应的战术。（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晋灭吴还是隋灭陈，宋灭南唐，-百万大军过长江都是利用兵力优势，多点渡江，让敌人虽然有区域防守，但迫使守江一方处处受制，机动不得，顾此失彼，难以全方位机动。（此谓孙子所说的：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可以仔细分析其战术原理。）而在赤壁战场上，曹操在渡江上形成了单点渡江的态势，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这恰恰证明了曹操并不熟悉渡江作战的特点。曹操再有的战术问题就是水路协作的作战问题，曹操在陆口和周瑜的水军交锋，大败而回，而曹操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到水军是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他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陆战上，即局部战场的人数和补给是胜负的关键。而作为习惯水战的周瑜他面对的主要对手则是屡战屡败的刘表的水军，而刘表的水军早在以前跟周瑜的作战中早已经被杀破了胆，而且关键是曹操对于他们的态度很明显，他们不过是一支被迫投降的军队，所以他们的士气和战法都很低落（蔡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水战方面，东吴方的优势是很明显的，而且可以说远胜曹操，足以达到阻止曹操南渡的战术目的的。剩下来的就是两军进入僵持了。
战斗陷入僵持，比的就是物质和双方的意志了。曹操是外线作战，远离补给基地，再加上士卒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就算周瑜不来火烧赤壁，吃亏的肯定是曹操。曹军在一开始在物质因素方面就不占优势。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曹操这么急于采用庞统的连环计。因为他太想速战速决了，他拖不起啊。
所以，曹操战败赤壁，并不是全靠周瑜、诸葛亮等人的奇谋诡计，其自身也存在着劣势。

这是赤壁之战所表现出来作品的第一个硬伤：为了强调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往往有意忽略其他因素，给人一种时时处处都可以凭借“奇谋”取胜的印象。  
我觉得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我上面说的罗贯中对“战略”这词的理解有所偏差，重视军事行动而往往较少注意到-、经济、精神或心理等甚至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手段对整个局势的影响。西方现代战略学鼻祖英国的利德尔.哈德在其著作《战略论》提出了：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来达到-目的的艺术。战略可细分为大战略、军事战略、战术等。战略的最终目的是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包括心理性和物理性），而不是单纯的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利德尔.哈德的学生美国的柯林斯在其著作《大战略》中进一步将战略分为三种，最高级的为国家战略，其次为大战略，最次为军事战略。国家战略是指在平时和战时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目标，《三国演义》中曹操集团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集团的划江而治的“榻上策”；刘备集团三分天下的“隆中对”都可算属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主要是指运用军事力量以达到-策略所定目标的一种艺术，基本上《三国演义》里面的所说的战略都属于这个范畴，包括这次赤壁屯兵；相比之下，作为中间层次的大战略却较少，全书可以算得上大战略的不上八个（最典型的就是孙权刘备两家联手抗曹）。那我为什么说曹操南征东吴只能算是个军事战略而算不上大战略呢？ 
柯林斯对大战略的定义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钟程度和各种样式的破坏与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利德尔.哈德就认为大战略可分为直接战略与见解战略。既然曹操决定进兵东吴，那么必须突破东吴长江防线这个鸡蛋壳，数十年之后，晋之名将羊枯就在其上奏晋武帝的《平吴疏》中提到“吴缘江为过，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意思是吴沿长江立国，缺乏纵深，东西数千里，靠长江作为屏障，防线漫长，没有安宁的时候。长江防线一破，孙权连逃的地方都没有（后来的南宋高宗皇帝赵购在江防被突破后要跑到海上去躲避金兵的追杀）。在上面已经提到，曹操的战略部署是集中力量在乌林赤壁一带突破长。但是请试想一下，曹操两路大军南下，其中一路既然已经千里追杀刘备，已经把他打得丢盔弃甲，那为什么不继续追杀下去，反而合兵一处，来对付周瑜，任刘备恢复元气，坐占战略要地江夏，并且随时威胁自己的侧翼。如果曹军继续追杀刘备，一则可以夺得长江重要渡口江夏；二则可以威胁周瑜乃至整个东吴的侧翼，分散正面战场赤壁的压力，甚至可以变次要战场为主攻方向了；三则可以让孙权感受一下曹操已经逼近的刀锋，配合对孙权的-攻势。合兵赤壁反而弊大于利。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探讨，滚滚长江的阻挡使得孙权无法真实感受到曹军所向披靡的兵锋，这点我相信曹操是明白的。可是既然已经向孙权发出了-恐吓，战争威胁，最后通谍，但是面对孙、刘两家的不断接近，甚至达成了合作协议，却毫无动作。直到孙权集团决定拼死一战后，方才开始作渡江准备，简直是浪费时间。当年-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所用的那种战略，在作-攻势的同时，来个“文攻武吓”，大搞统一战线分化敌人。曹操亦可以在荆州地区作局部动员，然后加紧战争准备和士兵的渡江训练，大作声势，并封锁整个长江禁止一切船只进入东吴，对东吴施加以财政上、-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全面压力，让东吴方明白己方欲统一东吴的决心，以动摇其志。此外，也可以利用东吴集团内部有所分裂的局面，派出说客，在东吴集团内部合纵连横，以求得到东吴集团内部各派系的支持，壮大投降派的声势，并最终影响吴主孙权。甚至可以在东吴境内散布流言，蛊惑人心。  
综合以上两点，虽说罗贯中在赤壁之战中也设计了孙、刘两家联手抗曹这个经典的战略，但是那是出了名的历史事实，罗贯中想改也改不了，只能是围绕其中。曹操此中的失策与其说是曹操自己的失误，倒不如是说作者罗贯中对“战略”这词的理解有所偏差。  
如果按前些年什么都上纲上线的概念来看，罗贯中可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大封建地主阶级御用文人，就是因为在作品中几乎忽略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罗贯中就给人扣了这一顶大帽子。其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无论他要打什么战争绝大多数都不会发动人民让人民掌握武装的，认清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罗贯中关于战争与人民之间的态度。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都是打一场人民战争。因此肯定就不可避免的带着部分这样的思想去看罗贯中的作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罗贯中关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也算得上是一个硬伤了。  
恩格斯在其被誉为无产阶级军事学说的开山之作《暴力论》（又称《反杜林论》）中就认为人民群众对战争的积极干预对资产阶级军队的编制结构、武备及作战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些理论有些不太适合中国，可能这和欧洲的战争更喜欢用雇佣军的关系吧。从陈胜、吴广大泽乡发起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开始，中国的普通的人民大众便开始以强烈的姿态正式登上战争的历史舞台。很多人都以为除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有专门论述外，中国传统的兵书都忽略了人民群众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其实不然，在《孙子兵法.计篇》当中，孙子提出了“道、天、地、法”等五个准备战争或判断战争胜负必不可少地基本因素，其中所谓“道”就包括了人民(国民)是否支持等问题。《孙膑兵法》《李卫公问对》等著名兵法都有关于人心向背对战争影响的论述。  
查阅陈寿的《三国志》，发现罗贯中在其著作中忽略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情况。一，荆襄人民不堪忍受曹军的烧杀抢掠，奋起反抗，在整个荆襄地区都有不同层度的反抗活动，严重制约了曹军的南进战略；二，东吴民众对抵抗曹军的入侵是鼎力支持，在一个月之内，大批马匹、粮草、制服甚至是兵源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东吴长江前线。这与东吴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前线部分渔民甚至为东吴军执行侦察、传递情报、物资等任务。对于曹军与东吴的赤壁大战，人心的背向可谓一目了然。可以这样说，孙刘两家的赤壁大胜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与荆襄、东吴地区的人民。  
最后，整部《三国演义》还有一处很重要重要的硬伤，那就是差不多把武将单挑当作作战的唯一形式。不写千军万马的较量，只写单打独斗，只写勇将的比武，而且每一战阵的胜负都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厮杀，显得有点儿戏。《三国演义》写了不计其数的勇将，写他们的时候也最富有-。给人印象很深，如关羽温酒斩华雄，马超战许储，二百回合不分胜负，长板坡赵云在曹营七进七出斩杀曹营大将60余人。在这里兵卒只是凑成一定数目，精兵三千、老弱军卒五百、大军八十万毫无分别。这种描写有一定的根据，《春秋毂梁传》上便记载公子友对莒卮说：“吾两人不相悦，士卒何罪！”于是屏去左右而相博。这就是古代的“斗将”、“挑战”。但《三国演义》差不多把以武将单挑来决定战争的胜负，虽然充满英雄浪漫主义，但实在害人不浅，影响到以后的小说，都这样描写战争，与战场真实状况便相距颇远了。差不多可以封罗贯中一个“中国骑士小说”第一人的称号了。后人嘲笑这种作战方法，乃是“阵前苦斗貔貅将，旗下旁观草木兵”。有人会说，武将单挑是古代斗阵的模式，不能以现代热兵器时代战争来审视古代以刀矛为主的冷兵器战争。真是荒谬，在第二部分的开头我就说过，时代的进步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些基本原理是千里不变的。举几个例子，在此之前的西汉与匈奴的最后决战第二次漠北会战，光西汉就投入了10万骑兵，30多万步兵，虽然最后汉朝取得胜利，但作为主要突击力量的10万骑兵最后只剩下3万人。要是真的靠武将单挑就能打仗，怎么会双方死伤10万多人呢？

尽管不真实，但这种以武将单挑决定胜负的写法艺术效果不错，突出了英雄，即好看又好写。另外，它可能主要反映了一种农民心理：小生产者由于眼界所限，只能看到单个人与单个人的较量，只相信个人的能力。
四  
要发现和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要结合他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素养。罗贯中所生活的年代是正直由元入明中国社会大动乱时期，在那个时代与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极其相似。纵观整部《三国演义》，就可以发现作品的描写是有深厚的现实基层的。朱元璋与陈友凉两大军阀的决战“鄱阳湖大战”在很多方面是类似于小说中的“赤壁大战”的。  
一个优秀文学家与一个杰出军事家在关于战争态度上最大的分别在于一个是感性主义者另外一个是理性主义者。对此，罗贯中只能算是文学家，或者说只是一个说书人。其实罗贯中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与当时开始盛行的心学有莫大关联，同样强调的是精神而轻视物质（重精神修炼轻物质生产）。分析其精华部分，可以看出，作者罗贯中在不断的强调只要做到坚忍不拔，永不放弃，终能反败为胜，成就大业。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但从辩证法上来看，罗贯中对物质的轻视在军事角度上看是绝对错误的。打仗并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完事的，许多人一直都说我们在朝鲜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人的飞机大炮，怎么不说说，朝鲜战争前期我们的胜利是以多大的伤亡为代价，面对后期美军的大举反攻我们国家是用了多少个亿去苏联买了一大堆精良的武器来来顶着的。从古到今，从中国到世界有许多优秀的军事家都提到物质是基础，精神只是另一个作用而已。在战争中，精神作用与物质作用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文学家与军事家的分别之一，一个重视精神，而另一个却是精神物质同等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