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徐孺只给谈得来的陈蕃下坐榻，南朝计程车大夫也特别重视他们坐的榻床，非其同类，要想与他们平起平坐是不容易的。《梁书.羊侃传》记载：有个叫张僧胤的宦官去找羊侃，羊侃不理他，说：“我床非阉人所坐！”《世说新语》也有记载：“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尝请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至此，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齐世祖告诉他：这件事得去找有声望计程车大夫江学、谢瀹。于是纪僧真领旨去了江学处，他刚“登榻坐定”，江学就马上“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弄得纪僧真“丧气而退，以告世祖”。而齐世祖的回答却是：“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表示他也无可奈何。《宋书.张敷传》说：因为中书舍人秋当、周纠和张敷都是“同省名家”，就想去张敷处坐坐，张纠有顾虑，说：“彼若不兼容，便不如不往。”秋当却很自信，说：“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张敷家本来预备有两张坐榻，见两人来，一阵寒暄后，竟然还是让他们受到了“既而呼左右：‘移我(床)远客’”的待遇，弄得“纠等失色而去”。
康熙时的翰林院编修杨绳武评论六朝风气说：“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一曰尊严家讳也，二曰矜尚门第也，三曰慎重婚姻也，四曰区别流品也，五曰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通过一句“移吾床远客！”士大夫保持了自己的一份矜持，他们在动乱时代仍然“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坚持标榜一种浮薄以外的价值取向。而他们能够“咸得径行其志”，也是因为除了争权夺利、唯利是图以外，总还有一重不一样的世道人心。正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和国家是两个不同范畴的存在一样。顾炎武对天下和国家的解释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应该不是顾炎武的原话，如果这样说的话，它的意义也是不完整的。虽然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说了：“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但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的原话却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六朝孱弱的宋、齐、梁、陈之所以能够短暂地存在，与当时士大夫们维持的那个“天下”，不是没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