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继夏代为中原主要的政治力量后，文化上有不少继承，而内容越来越丰富，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时代，大体上离开了新石器文化。商代文化的详细讨论，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最近张光直的《商代文化》（ShangCivilization）是一本最新的综合性著作，可作参考。本文只就商代超越前人的若干特点，作简单的讨论，以为周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文拟就物质文化：青铜器、陶器、建筑；及组织与意念的文物：国家组织、农业、占卜、文字数项加以讨论。

中国青铜的源起，过去颇多“外来说”的聚论。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说明中国境内在青铜文化形成以前，曾有其萌芽阶段。现在青铜在中国本土形成的理论，有比前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及逻辑。在陕西、甘肃和山东，分别有早到西元前三千年的铜刀铜链出土（Kwang-chihChang，1977：274—279；WenFong，1980：1，36；Ping-tiHo，1975：177—221）。先商文化只有小型铜刀及铜链。早商以郑州遗址为代表，其早期的铜器中也罕见容器，早商文化的晚期则已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盘庚迁殷以后，可称谓商代后期，以殷墟文物为代表，青铜札器、兵器及工具都已司空见惯，至今已有数千件出土。整个商代，青铜器甚多在当地铸造；冶铸方法为直接范铸，早期的范为一个模型作一个范，一个范作一器，无论大小均为浑铸。但小件器物，如链，可以一范铸造数件，晚期的铸造方法仍为范铸，但铸造大器及型制复杂的器物，已为多范复合拼成。花纹的制作，系在陶模上描纹，用刀契刻，然后反印在铜范上。殷墟出土过一件残模，有已半刻的描纹。半浮雕的花纹则用泥条盘制，另外加在模上，而泥上也有刻纹。总之，花纹与铭文都是铸上去的。

灌注铜液系由俗称“将军盔”的坩埚，一次只能熔有限的铜液。铸造小型器物，少数“将军盔”的容量就够了。大器如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公分。单以浇铜液言，须有二百五十多人操持七十个左右的将军盔，在极短的时间倾入范中。加上前后的制模、翻砂、修饰，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一时之间，即须三百多人方可进行。这样的作坊自然不是王室及贵族以外可以经营的。至于青铜的原料：铜、铅及锡，大致都在安阳附近可及之处均有矿藏，商代的冶铜作坊可以不假外求（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32—36，44—47）。

商代的陶瓷工业，虽然远接新石器文化制陶的传统，在器形上有不少继承古代的陶器，但在技术上有极大的进步，已能制作高温焙制的硬陶及带釉的原始瓷器。这两种硬陶及带豆青釉的原始瓷都用高岭土制造，其原始地点大约在南方，其出土器以比例说，也是南方多于北方。无疑的，南方对北方的陶瓷技术有其一定的影响。

晚商的刻纹白陶，也以高岭土作胎，高温1000℃以上烧制。色泽白净，陶质坚硬，即使置之今日，也当是佳品。至今只有安阳殷墟有此物出土。大约在当时也只有王室及王亲国戚方能使用。不论早商抑晚商遗址，陶器作坊都是面积大，残品多。而且窑址数十集中一处，附近还有房舍，似乎与陶器作坊有直接关系。制陶业能有如此规模，足见已是专业生产。有一处郑州的遗址，出现的残件多为泥质陶的盆甑之属，而缺少夹砂陶的鬲甗诸器。这种偏颇现象，只能由专业分工来解释。是以商代陶业，不再是使用者为了自用而制作，却是大量的生产某些项目，以供应使用者。至于供应的方式是分配，抑统由市场行为，则不易判断（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48—50）。

商代的建筑，可由几个古城为代表。郑州出土的早商遗址是3500年前的古城，经过多次发掘，可判定有东南西北四面城墙。由夯土筑成，周长将近七公里，有若干缺口当是商代城门。夯土由“版筑”分段筑成；这种方法到近代犹在使用中。但因为古代技术不精，不能筑成垂直的墙，必须使用斜坡以支持城墙的高度。据估计，郑州古城城墙用夯土的土量约八十七万立方公尺，是二里头宫殿的四十倍，需用一千三百万个人工。如以动员上万的劳力也须四年左右方可完工。与此相应的后勤及组织，足以说明国家的组织力已达相当水平。城内居住遗址密集。在城内东北部有数处大型夯土台及房基。四周有不少玉件出土，当是宫室所在。城外也有不少遗址，由其性质判断，大都是普通农业聚落。但附近地区则有若干铸铜、骨器、及陶器的作坊。农业及工业环绕王都，衬托了王城的自足性，但也说明了城市化的分工现象（河南博物馆等，1977）。

湖北黄陂的盘龙城是另一类型的城市。这座古城的残存，至今仍在地面。南北约290公尺，东西约260公尺，约略近方形。城墙也与郑州古城一样，用平夯及斜夯筑成。城内东北部高地，有大型宫殿遗址。城外则是小型房基，盘龙城只有郑州古城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然而一切规制及城垣环卫宫殿的现象，均为郑州古城的具体而微，也都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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