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商代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维护其阶级统治。考古资料表明，从早商到晚商，从王都到方国，都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甲骨卜辞中比较常见的用兵人数多是三千、五千，有时也达万人以上。根据甲骨卜辞看来，祖甲时期对外用兵很少，只有对晋方的举兵。廪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时期，对羌方和召方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外，还增设了新的防御措施即“戍某地”。甲骨文中的戍，作、形，从人从戈，是人和武器相结合的会意字。《说文》解为“守边也，从人持戈。”《尔雅·释言》云：“戍，遏也。”郭注说：“戍守，所以止盗贼。”可见，戍是执行军事任务的。由于戍守需要担负作战任务，所以捕捉了战俘也要献给王室，如云，“王戌卜，狄贞，戍乎（呼）执？”（《甲》3913）执作形，或加系，前拲后索，是系累战俘之状，这里是献俘于王。帝乙帝辛时期，主要对东方的夷人作战，同时，又对边疆仍沿用戍守制度。这种变化，不仅揭示出从武丁至帝乙帝辛二百七十余年间用兵重点的转移，而且又创建新的保卫疆土的戍守措施。戍守不是临时性的军事行动，而是永久性的驻守，这就使殷代常备军的数量大大增加，增强了作战的机动性，对外能及时制止周围方国的侵扰，当然对内也加强了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所以，戍守制度和常备军的扩大，也是奴隶制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殷代，兵农不分，“众人”、“众”和“人”在平时是耕种土地的公社农民①，在战时被征调后就是战士。所以《尚书·多方篇》说：周公曰：“王若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尔易不夹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尔田，天惟畀矜尔。’”《说苑·贵德篇》又说：“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当时召来的“众”、“众人”和“人”，有时由国王亲自率领，有时则指令其属下统帅。

甲骨卜辞中有“师”、“旅”之称。师字，甲骨文作、形。郭沫若说：“自乃古堆字，然多用力屯聚之屯”①，其形“作象圆头之小阜”②，是师戍所在之处，其用作师乃是会意。甲骨卜辞里的“”即“师”，已是商代军队的专名，可能也是当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制单位。《尚书·盘庚下》云：“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这里的“邦伯”，指邦国之长，即甲骨文中的方国；“百执事”，即《酒诰》中的“百僚庶尹”，当指百宫。“师长”，旧释众官长，不确，顾颉刚、刘启钎云：“师长当为武官”③，颇有道理。“师”是商军的编制之一，“师长”之职当是“师”的统率者，师长与邦伯、百执事并提，其地位当与他们相当。商代武职，只提“师长”，可知其为军队中地位最高者，他所率领的“师”，当然也就应是商军中的最大建制单位。

“师”由多少人组成问题，由于甲骨文和文献资料残缺，实难做出肯定的结论。不过，从《尚书·牧誓》中知道，在百夫长之上，是千夫长，千夫长之上是“师氏”，如千夫长和“师氏”之间所统率的人数与百夫长和千夫长间一样，是采用十进制编制的，“师氏”所统率的人数当是万人。据文献记载，万人的编制单位，就是后来的“军”。《殷契粹编》云：“王乍（作）三：右、中、左？”（《粹》597）这一版是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而在其前的武丁时期已经有了“中师”（《合集》5807）之名。按照商代兵制编制法，这时既有“中师”，就会有“左师”和“右师”。由此，我们可以说：作为军队名称，“师”的出现，可能是比较早的事，但是，作为左、中、右三师的建制单位的产生，应是在军队本身发展到一定时期才有可能。

甲骨卜辞中也有作为军旅的“旅”，如云：“逆旅”（《存》2·917）、“旅”（《佚》971）等。所谓“逆旅”，当为“迎旅”；“旅”，应是《左传》隐公五年所说的“振旅”，均与军事有关。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所获卜辞中出现有“右旅”与“左旅”（《屯南》2328），为进一步探索“旅”的编制提供了较新的资料。这里的“旅”，当指军旅，“旅”既分为“右旅”和“左旅”，说明除右、中、左三师外，殷商时期确有“右旅”与“左旅”，也还可能有“中旅”。因为根据《左传》成公十六年的“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看来，甲骨卜辞中的“王旅”（《铁》90·1）应该就是“中旅”。由此看来，殷商时期的“师”与“旅”，部分为右、中、左或右、左，说明二者是相应的。

甲骨卜辞又云：“其雉众？吉。中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其雉众？吉。左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其雉众？吉。”（《前》5·6·1）雉字，从矢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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