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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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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应该说，“祖宗之法”是赵宋多年以来动态累积汇合而成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开国者所颁布的具有本朝特色的律令规则，常被称之为“祖宗故事”乃至“祖宗圣训”。引述祖宗朝的典制法规，以其作为目前事务的裁断准则，这种作法，前代亦有，并非首见于宋。然而，将其凝聚为至高无上的原则精神，奉扬为一个朝代神圣的-号召；大到朝廷决策的理论依据，小到任用官员、确定则例……凡事举述“祖宗之法”，则是至宋代强化突出的。这种动辄引述列祖列宗的作法，在其後的元明清诸代，也都曾对当时的-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
围绕“祖宗之法”，在宋代曾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提法，例如“祖宗法”、“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等等。诸多说法的共同之点，在于对本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
把宋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总结概括，将其称之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并且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始于北宋真宗时期。揭举这一旗帜的直接创意者，应当说是有宋一朝著名的“贤宰相公”李沆、王旦等人以及一批矢意于治的士大夫。尽管宋代有些士大夫徵引《诗》称周武王“绳其祖武”、成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以及“毋念尔祖，聿修厥德”等辞句，
作为奉行祖宗法度的理论依据，但事实上，“祖宗之法”在当时的提出，显然并非光大儒家理念的直接产物，而主要是在十世纪後半叶以来长期社会实践中酝酿反思的结果。
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後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自宋太祖始，即经常与臣僚谈及如何使子孙世代谨守开国以来所创立的法度。绍兴初年，宰相吕颐浩曾与宋高宗说起太祖时的一件事：
臣尝见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书数百通，其一有云：“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
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太宗的即位，经常受到非议；他的施政作风，也与太祖有诸多不同。但是，作为五代塑就的最後一代精英人物的代表之一，他凭借自己的-经验，继承了其兄长开创的稳定趋势，成功地杜绝了国家内部再度分裂的可能。从宋朝“文治”传统之形成过程来看，太宗的所作所为，影响比太祖更为直接。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宗对臣僚们说：
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朕虽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尝敢自暇逸，深以畋游声色为戒。所冀上穹降鉴，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
类似的谈话有许多次。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太宗立三子寿王为太子，同时改其名为赵恒。当时，他抚着儿子的後背，特别说明了改名之深义：“名此，欲我儿有常德，久于其道也。”此事对于真宗赵恒影响颇深，他作皇帝之後，曾经有建议增损旧政者，他即举述此事作为拒绝的理由。
至道三年四月，宋真宗即皇帝位，制书中强调说：
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
此後，在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登极赦中，说“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英宗嘉祐八年（1063年）即位诏中，也说“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
这类规范一律的语言，并不仅止是表面文章，而是为当时国家-局面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北宋建国以後，立足于矫枉防弊，创法立制，形成了一套富于针对性、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宋初通过阶段性目标集中、“先其大纲”、重在维系制约的一系列措置，相对平稳地再度实现了中央集权，显示出长期乱离之中磨练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们-上的不断成熟，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对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北宋的统治阶层及士人们都怀着很高的历史成就感。进入十一世纪，国内-局势安定，已有充分机会围绕前期的-经验予以总结。对于立足于防范事端、化解矛盾的“祖宗之法”的体味、概括与认定，也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之中。
北宋前期的诸多制度，应该说并非绘制蓝图之後的全盘重塑，而是适应新的形势，在中晚唐以来诸项制度基础上逐步变通、有因有革的结果。同样，宋朝的“祖宗之法”，事实上既非预先完整制订，甚至也并非完成于太祖太宗两朝；它不是一二位祖宗主观构想的结果，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不断的融汇、确认而丰富起来的。
在晚唐五代激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士人中“清流”“浊流”、“文学”“吏治”、“文章”“经术”之类传统分野受到了强烈冲击。北宋前期，决策层的构成者们虽往往以进士起家，但多数长于吏干，是饶有应付事变的实践经验而理念色彩并不十分浓厚者，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空泛的道德问题。他们中的多数以纯诚勤勉、渊默温恭而著称；其佼佼者，例如虽“寡学术”而“习吏事”、果断深沉的赵普
，被誉为“有华国之文，负经邦之业”
的王旦等人，对于“祖宗之法”的形成及其提炼概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所谓“祖宗法度”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或许可以说，他们就是祖宗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人格化”体现，“祖宗之法”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他们的言行反映出来，并且得以贯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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