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以上张茂所谈士女被强行配嫁之事，是有的史家视为士家地位低于平民的论据之一。但，须知在封建时代，受专制皇帝*威压制与凌辱的妇女，非只限于士家。例如晋武帝在泰始九年（273年），“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连统治阶级上层妇女都难免被掠夺，遑论士家百姓！魏明帝下诏录夺士女，虽为了满足其个人贪欲，然亦非全无照顾战士娶妻之意。如果说诏令虐待了士女，但尚有其利于土息取妻的一面。至于一般吏民则徒有失妻之痛，而无任何代偿，这样，怎样能说士的身分低于平民呢？再如张茂反对录夺士女，主张“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亦说明当时有识之士还是能够体会到在三国分争局面下争取军心、民心的重要性。说明当时曹魏君臣上下并无贱视战士到不及平民的意向。所以我认为把“当色婚姻”作为士家社会地位不及平民的论据之一，是占不住脚的。据《三国志》卷5《后妃传》言：
文德郭皇后，安平广宗人……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
从“宜各自慎，无为罚首”的话来看，如吏民私自娶有碍战士婚姻的妇女为妾，可能为刑法所不容许。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纸具文，但总不能得出“当色婚配”为士家地位特别低贱的论据。
下面再谈谈“重士亡法”。据《三国志》卷22《卢毓传》：
卢毓，字子家，涿郡涿县人也。父植，有名于世……崔琰举为冀州主簿。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毓驳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见而恩生，成妇而义重……今白等生有未见之悲，死有非妇之痛。而吏议欲肆之大辟，则若同牢合卺之后，罪何所加？且《记》曰：‘附从轻’，言附人之罪，以轻者为比也。又《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恐过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礼聘，已入门庭，刑之为可，杀之为重。”太祖曰：“毓执之是也，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由是为丞相法曹议令史。
以上一段材料，说明曹操初期，因多逋逃，故加重士亡法，虽已过门尚未与夫相见之亡士妻白等，*亦欲将其处以死刑，曹操交给 群下讨论，卒听取卢毓之议，免白等死罪。这一事实，似不能说明士的身分之低贱。当操讨袁谭时，“民亡椎冰”，尚得死罪，说明操对平民的刑罚亦并不较对士为轻，所以我认为将士逃亡而罪及妻子的事作为士身分低贱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又据《三国志》卷24《高柔传》：
高柔……转拜丞相理曹椽……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亡，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止，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可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杀金母、弟，蒙活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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