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君权不稳、政局混乱的状况，就什么问题都无法解决。唐玄宗深知，对皇位的威胁和政局的干扰，主要来自宗室和功臣。唐玄宗不是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在重视宗法关系的时代，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这就促使他注意处理好和宗室诸王的关系。一方面，唐玄宗努力加深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以至他和兄弟的友爱达到“近世帝王莫能及”1的程度。另一方面，唐玄宗对宗室诸王严加控制和防范，不给他们任何权力，严格“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以防止他们形成异己的力量。对于那些参加过诛灭武韦和诛灭太平两役的功臣，唐玄宗是有所戒备的，密切地注视他们的言行，稍有不规，便加以惩处，但方式较为宽和，一般不下狱，不杀头，只是降职贬逐，令其离开京城。唐玄宗用恩威并施、宽严结合的手法，有效地调整、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使政局很快稳定下来，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其次，唐玄宗大力革除弊政，拨乱反正。主要是罢免冗官冗员，整饬吏洽，严格官吏（特别是亲民之官的刺史、县令）的选拨、任用、监察和考核。唐玄宗精心挑选宰相，开元初的姚崇、宋璟是有唐一代著名的贤相。姚、宋至李林甫之间的十几位宰相，虽然品德才识各有高下，但各有所长，皆为一时人选。史称：“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欤”2。为了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玄宗提倡节俭，禁仰奢縻。沙汰僧尼，禁止新建佛寺及铸佛写经。改革中宗时为害甚巨的食封制度，限制和削减赐给食实封的封主及所得封户，禁止封家直接苛索封户，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租调，封家至官府领取。
唐玄宗还特别注重发展经济。他改变武则天晚年“调发伤重”3的政策，采取“赋役宽平”的方针，十分注意不妨碍农业生产，不过分役使民力。遇有荒年，便及时赈济灾民，减免租税，“惠养黎元”。开元三、四年，北方连续发生严重蝗灾，唐玄宗坚定地支持姚崇灭蝗的主张，“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唐玄宗在姚崇、宋璟的悉心辅佐下，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便妥善地解决了第一类问题，从而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玄宗面临的第二类问题，是从唐初以来的近百年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统治集团内部各阶层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因此，唐初建立的各项重要制度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存在着一个调整、改革的问题。
唐初各项重要制度，在武则天当权的时代开始破坏。唐睿宗说：“贞观、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后，淳风惭替”4。胡三省也说：“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所谓“淳风”、“贞观遗风”都是含意广泛的概念，不仅指政风、社会风尚，也包含各项重要制度。唐代社会在武则天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就制度而言，首先是均田制开始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致使版籍大坏，逃户问题严重。证圣三年（695）李峤上疏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浪，苟免岁时，偷避徭役”5。韦嗣立也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6。不言而喻，“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受到严重影响。府兵制“则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均田制规定按官品、勋阶均可授田，府兵卫士通过军功受勋可以获得土地，曾经吸引了大批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均田制的破坏使他们不再愿意应征入伍，“由是，府兵始弱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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