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的两市中，除了有大批的售货商店之外，还有加工、寄卖、典当之类的专营商店和与之相应的金融机构。位于西市的“麸门”，就是粮食加工与销售相结合的兼营商店；《霍小玉传》中所提到的“货钗”的“寄附铺”，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寄卖店”。当时还有一种代客寄存钱财的店铺——“柜坊”。存客一旦需用钱财，只要出具“书帖”或“信物”，收款人即可凭此去“柜坊”兑钱。这种“柜坊”已明显地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至于两市流通的货币，除了带有支票性质的“书帖”和“信物”以及“通宝”之外，“绢帛”也是当时用以流通的“货币”。元和六年（811）唐宪宗曾下令：“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见《旧唐书·食货志》）

　　在唐代，长安的两市，不但是商品交易的集合地；也是文化交流的场所。据说，贞元八年至十三年间（792—797），长安大旱，唐德宗李适就曾下诏，在东、西两市搭台求雨，而百姓们则乘机举行了音乐大赛（见《中国音乐史略》）。另外，在西市的西北角还设有水池，据文献记载：这是天宝元年（742）因增设漕渠，分潏水由“金光门”入城，至西市东街汇注而成的。在东市的东北角，也有两个大小不一，东西并列、中有渠道相通的水池。考古工作者认定：这是当时的“放生池”。《光明经》曾指出：“流水长者，救鱼十千”、“天子报德，此缘起也”。既然佛教信奉戒杀施善之信条，自然货卖鱼介之地置一放生池是再好不过的了。由此可见，唐都长安的两市不光是单纯的交易市场，而是集商业、文化、宗教活动为一体的综合场所。

　　唐代统治者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市场的呢？

　　当时的市场管理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设立管理机构，强化管理措施。

　　《新唐书·百官志》指出：“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器物真伪轻重。”另外，在市令与市丞之下还分设了录事、府、史、典事掌固诸职，协同他们一道管理。除此，当时两市诸行还设有“行头”，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掌管各行的商业活动。他们实际上就是“市署”在各行中的代言人。

　　管理机构是完备的，管理的措施也十分细密、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