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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之儒道释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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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刑德威福，关
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描，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广显而易见。"李渊于武德九年便下令“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此举表面对佛道两教都进行沙汰，然而当时佛教徒和寺院的数量远较道徒及道观多，实际上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唐初的佛教徒及寺院之多，实和隋朝的崇佛政策有关，而隋未唐初战乱之时，百姓纷纷进入寺院躲避战乱，也形成此原因。
唐初统治者并非意欲彻底打击佛教，三教并用为意识形态实有利于唐的统治，而打击佛道虽然有利于儒家的发展，但对统治者来说则是不利，所以此诏令仅两月之余。而当时下诏，并非全因太史令傅奕的上书，实是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所以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当时儒佛的冲突甚是激烈，傅奕的上书，也引起中书令及佛教徒等的反对，佛教徒明概于《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反对排佛之事。并当时由于崇道而规定道士于僧尼之前，也引来佛道两教的冲突，但由于唐皇室始终支持道教，佛教在当时是次于下风。
李渊死后，李世民即位。道佛二教仍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尊祖之风，贻诸万叶。”这份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佛教徒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人上表力争，李世民宣敕严诫，众僧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地位高低，道教在*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拷问，将其流放益州，后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而李世民并非一意排除佛教，李世民的意图出发点仍是基于*上的利益，并非盲目的尊道排佛，如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汉传佛经、佛像；再如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至天竺取经，实是偷渡越禁之举，而李世民并未就此降罪，反而令住锡西京弘福寺，一切经费由国家供给，并亲赐瑜伽师地论之序，即大唐三藏圣教序，成就玄奘译经伟业及千秋功名，也奠定自唐至宋千百年来的佛教弘化基础。
而于儒家，李世民远比李渊卓识，这位唐英主明白唐王朝真正应该依赖的精神支柱只能是儒学，李世民不止一次地说过："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乌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李世民执行重儒政策，尊崇儒学，提倡教化，设弘文殿集四部之书二十余万卷，殿侧开弘文馆，精选天下儒学名士讲论经义，商讨政事。又诏勋贤二品以上之子孙来弘文馆就学，为弘文馆学生。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立孔子庙于国学内，以宜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又大征天下儒士为学官。并常多次亲临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中若有学生能通一经以上者，便可得署吏一职。又于国学增筑牛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置生员。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蓄等诸国，也都派遣子弟请大于国学之内。"鼓筐而开讲篷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背末之有也。"儒学的地位提升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三教中居于中心地位。儒家位置的提高，在三教的冲突中，也转而出现了儒道联手对抗佛教。
李渊先前定下的先老、次孔、后佛的次序并不能使佛教徒心服。贞观十一年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使得佛教徒再次激烈反对，于是李世民在采用强制性的措施的同时，也对此作出让步，即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到弘福寺向僧人解释道先佛后政策的背景时说："以老君是肤先祖，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并同时宣布一项变通政策："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这样，才将道佛之间的冲突基本平息。
李世民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其着手整顿儒学，因其时儒学经几百年间的分裂和衰落，很难担当起意识形态的主角。据《旧唐书·儒学传序》，贞观四年(630),"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寺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十四年，诏日："梁皇佩、裙仲都，熊安生、沈重，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舷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毅梁赤、优胜、高堂生、戴圣、毛甚、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慢、何休、王肃、王捣、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肖，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其尊重儒道如此。"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系统整理和对历代名儒的褒扬，提高儒学的地位，完成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新建构。此次起于贞观四年，成于高宗永徽四年(653)，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参加者除颜师古、房玄龄、孔颖达等名儒领衔外，实际撰修者皆为各个门类的专家。
高宗李治，一无能之君，即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继续奉行贞观遗留下来的崇道抑佛政策。永徽五年（654），他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虽然李治无甚作为，但他对道教仍是致力固化，上元元年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将其列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再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机构，将道士归它管理，即视男女道士为自己的本家。并对李世民留下来的统整儒家经典的政策继续发扬。
而李治后期，武则天实际掌权，玄奘等佛教徒要求调整佛道的顺序，于上元元年（674）李冶下诏佛道"不须更为先后"。
高宗死后，中宗继位，武则天临朝称制，连废中宗、睿宗，于天授元年（690）即帝位，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自称则天金轮皇帝。武则天欲自立为帝，及改国号为周必然遇到阻力重重，武则天当时便利用佛教徒在李氏王朝时受抑，大力发展佛教，同时也利用佛教徒为其地位的确立进行神化。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进而于全国大造大云寺；又改李渊留下的崇道政策，删除老子的“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接着又罢贡举人习《老子》的规定，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武则天认为晋代所译六十卷的《华严经》并不完备，派人前往于阗求取梵本，并命实叉难陀于洛阳大遍空寺重新翻译。至圣历二年（699）完成八十卷《华严经》，共计费时五年。译成后，武氏曾亲自撰序；再者武则天曾邀请禅宗北宗僧神秀至京师，‘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时时问道’；又经常迎法藏入宫讲经说法，并赐法藏‘贤首国师’之号。法藏之《华严金师子章》即系为武则天所撰。武则天的作法虽然有利佛教的发展和个人地位的神化，但也无疑为佛教内部带来问题，佛教纪纲渐致破坏。
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崔玄暐、敬晖等以恢复李唐为号召，诛杀武则天的嬖臣张易之、张昌宗，迎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复位后，立即于同年二月“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但中宗也是个无能之辈，不久，皇后韦氏干预朝政。韦氏效法于武则天，重新依借佛教势力，与武则天集团交结，于景龙四年（710）六月，毒死中宗，临朝称制。而此时道士冯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诚款”，李隆基帅兵“斩关而进”，尽诛韦、武党羽，拥立李旦为帝，便是睿宗。睿宗在位不久，即传位李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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