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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纸写诗救宫嫔

    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记载，书法家柳公权做京官时，一次皇上迁怒一位宫嫔，柳公权为宫嫔求情。皇上看了一眼柳公权，将视线移向案上的几十幅蜀纸说：“如果你能在蜀纸上写一首诗，朕就宽恕她。”柳公权思索片刻，写下“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皇帝看后大悦，将蜀纸和锦綵200匹赐给柳公权，又命宫嫔上前拜谢。柳公权以诗救宫嫔的故事，从侧面说明，唐朝皇帝十分珍爱蜀纸；也反映出成都造纸业在唐朝便进入空前繁荣时期。玄宗、僖宗入蜀避难，大批官吏和文人涌入成都，加上成都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从而形成繁荣的文化出版市场，纸的需求大增，进一步推动着成都纸业向前发展。作为古代高科技的造纸业，蜀地已经领先全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位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也认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

    唐宋时期，造纸之家主要聚居在浣花溪。司马光《送冷金笺与兴宗》描述成都浣花溪的造纸情景：“工人剪稚麻，捣之白石砧。就溪沤为纸，莹若裁璆琳(美玉)。”元代成都人费著《笺纸谱》记载：“江旁(浣花溪沿岸)凿臼为碓，上下相接(从上游至下游纸臼绵延不断)。”人们还建庙祭祀蔡伦，“庙在大东门雪峰院，虽不甚壮丽，然每遇岁时祭祀，香火累累不绝，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数十百家，虽千载犹不忘如此。”仅浣花溪一带就有数十百家的造纸作坊，足见成都造纸规模之大。上世纪70年代末，锦江大桥旁就出土了17个唐代大石臼碓，可见《笺纸谱》所载属实。宋人薛田《成都书事百韵》诗赞曰：“纸碓暮舂临岸浒，水樽春注截河堧(ruán，河边)。”晚唐诗人郑谷《蜀中》亦云：“夜无多雨晓生尘，草色岚光日日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浣花溪的造纸场景成了蜀中一景。

    浣花溪水造纸佳

    纸家之所以选择浣花溪，苏东坡从水质角度解释：“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异常，以沤麻楮作笺纸，洁白可爱。数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力也。”费著也持相同看法：“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浣花溪水含铁量低，悬浮物少，硬度不高，抄出的纸张洁白光滑，细薄坚韧，仅麻纸就有四大名牌享誉全国，成为唐纸高品质的象征。《笺纸谱》记载：“笺纸有玉板、有贡余、有经屑(亦名玉屑)、有表光。玉板、贡余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宋人陈师道《后山丛谈》记载，至五代，南唐的王公贵胄写诗作画皆用玉屑和表光，每年花费重金从成都贩运到金陵(南京)，仍供不应求。南唐皇帝李璟更是很喜欢蜀纸，诏令有关职能部门，重金礼聘后蜀造纸工匠到南唐坐镇仿造玉屑和表光。最初选在扬州六合，因“六合之水与蜀同”。后来逐渐向南唐全境推广，在后蜀工匠指导下，南唐的造纸技术突飞猛进。到李煜即位时，南唐歙州终于造出了名冠当时、誉及后世的“澄心堂纸”。费著《笺纸谱》曰：“澄心堂纸……盖表光之所轻脆而精绝者。”可见成都纸家深刻影响了我国纸业的发展。

    造纸术传至欧洲

    欧洲人曾认为麻纸为德国或意大利人发明。其实，远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就用大麻和苎麻造纸，因质地粗糙未用于书写。公元1世纪已能制造用于书写的麻纸，只是效果不佳。唐代成都麻纸问世，以其“滑如春冰密如茧”而誉满天下。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军攻打大食国失败，造纸术随着被俘的唐朝士兵传到阿拉伯。在中国纸工指导下，阿拉伯人建起造纸工场，完全沿袭中国造纸法：纸料用水浸、石灰泡煮、捣碎、洗涤、加淀粉糊、荡帘、干燥、砑光成纸。1150年阿拉伯人带着中国造纸术到西班牙南部萨狄瓦开办造纸工场。之后，法国于1189年、意大利于1276年、德国于1320年、荷兰于1323年、英国于1460年相继建起造纸工场。中国纸及造纸术西传初期，欧洲一些教会视纸为不祥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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