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李泌传》记载，唐中叶以前，春天只有三个节日——正月九、正月晦(三十日)和三月上巳节，二月没节日。唐德宗时，李泌上书，废正月晦，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示务本。德宗赞成，便下诏以正月初九、二月朔和三月上巳合称三令节。后将土地神的生日纳入其中，故改为二月二日。《帝京景物略》卷二谓：“二月二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中和节后，春天就到了，草木复生，各种虫子也苏醒复活，在此之前，人们引龙回。

    看到这，我忽然觉得唐德宗李适颁诏设“龙抬头”这个节，表面看是为“龙王爷”过节，实则是重视农业生产。中国人对龙的崇拜和信仰历史悠久，至少已有六千多年。从发掘的古墓中我们可以发现，商周时期“龙”的形象就已五花八门，唐宋佛教传入以后又出现了“龙王”。山东一些地方至今还过“春龙节”，用灶烟在地上画一条龙，俗称引钱龙。而“引龙回”有两个目的：一是把龙请回来，兴云播雨，祈求农业丰收；二是龙为百虫之神，龙回来了。百虫迫于其威只好躲起来，这对人体健康、农作物生长都是有益的。而江浙一带民间在农历二月二日，往往用面粉制寿桃、五畜等，蒸熟后插在竹签上。晚上再插在田间地头、坟地，以供百虫之神的“龙”和逝去的祖先食用，祈求祖先和“龙王爷”帮着驱赶虫灾。更重要的是，祈求“龙王爷”赐个风调雨顺之年，以保农业丰收。而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对“龙抬头”更加重视。侗族在这天往往以户为单位，请亲友，在野外会餐，企盼丰年。不过侗族“接龙”是“接犀牛”，他们认为犀牛是龙的象征。过节时，人们牵着小牛引诱犀牛进村，然后杀牛祭龙，分食牛肉，各家吃酒，边饮边呼划“玉龙归位拳”、唱“玉龙归位歌”，最后把牛角埋在犀牛塘下，标志“龙归位”……

    如果说大自然是一本变幻莫测的天书，那么在农耕文明时期，祖先们设立和制定的每一个传统节日和民间风俗似乎就是应对自然变化无常的“兵书”，虽然其中不乏迷信色彩，但每种风俗又充满了天人合一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