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分封的本质 |
 |
时间：2010-11-17 00:53:04 来源：不详
|
|
|
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又说：“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全唐文》：582/2—5）柳宗元以为封建制基本上是政治权力层级分化，其渊源甚早，几于生民之初即已开始，随着社群组织的扩大而逐步向更高的政治权力汇聚。商周的封建，事实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力的延续。许宗彦在《读周礼记》的一段话，正可为补充柳宗元《封建论》：“武王观兵孟津，诸侯会者八百，此皆二代之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悉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而易其疆界哉，武王克商封国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封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许宗彦，1829：1/36—37）柳许二氏的意见，均立足于周在克殷之后，没有改易疆界的能力。本书第四章，也讨论了周人必须在各地区与殷人旧族及当地土著建立“三结合”的政治权力。周初的情势颇符合柳许二氏描述的局面。这种“三结合”的分封，其中主动的结合力量自然是周人与友族的宗亲子弟，他们也是最居优势地位的成分。这是一批外来而居上层的分子。Eberhard认为西周分封，事实上是建立在征服形势上的社群重叠，周人姬姜及其族类是高踞在当地土著之上的新成分，也是封建结构的上层（Eberhard，1965：24—30）。Eberhard早期的立场，以为西周的征服是土耳其种或蒙古种的东来（同上：28，注1；参看Eberhard，1942）。姜姓与西藏族的羌人有关系，已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姬姓与西北游牧土耳其族的关系则至今不能证实。分封制下的社群叠合，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形态，叠合的成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其不稳定性当然也越大。西周分封诸国，诚有内部文化二元性的现象，例如鲁国有周社与毫社的并存。然而西周各封国在历史上未见有因不稳定而覆灭的个例。相对的，各国在春秋时代表现的地方性特征，正说明了封国内部都曾有过相当程度的同化过程，以整合新的地方性文化。是以周初在东方各封国内部的文化成分之间，其文化差异是存在的，却未必是极大。事实上，中国北方由陕西到山东的平原上，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方文化之间已有交流与互相影响的现象，尤以相邻文化之间的差距，表现为逐渐的转变。这个以华北黄土平原为领域的大文化圈，也就是夏商二代的活动范围（Kwang-chihChang，1980：361—364；张光直，1978）。周初分封各国，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内。成康时代，克殷已数十年；对这个范围的控制已大体完成了，也因此封建七十一国的工作即在成康时代，此后则不再有很多可以封国的空间了。
昭王以后对南方的经营，一则说明了黄河流域黄土平原文化对外的扩展，再则，也说明了淮汉地区是中原文化与江淮地区土著文化的交界。由大溪文化一脉相承的屈家岭文化，是江汉流域的新石器传统，与中原文化间的差距颇大。殷商文化虽然也远达江汉地区，到底只是点状的扩散（Kwang-chihChang，1980：305—306，320—321）。因此，周人在北方黄土地带的优势，虽是征服，却不应当作异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大文化圈内族群间关系的重组合，以周人的族群代替殷商族群居于主要的地位。分封制度，在这一层意义下，是统治族群与各地土著族群的重叠关系。
回到分封制度的本身来看，直接有关的史料在文献上有《左传》定公四年的那一段记载及《诗经》“大雅·崧高”和“韩奕”，在金文铭文中则为西周早期的宜侯及中期的大盂鼎。《左传》定公四年的文字，已在上章引过，不再重复。鲁卫唐三国个别的分配到若干礼器，如车、旅、弓剑、革鼓、玉器，若干成族的殷民，若干官职的属吏（如祝宗卜史、职官五正）以及指定大致疆界的土地（例如少皥之虚、殷虚、夏虚）与该地的人民（例如商奄之民）。分配给诸侯的殷民，如以其族名推测，当是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如陶氏作陶，繁氏作繁缨，而且保持其原有宗族的组织，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在有关鲁侯的一段中，还提到“分之土田陪敦”，杨宽以为土田陪敦，即是《诗经》“鲁颂·閟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的“土田附庸”，而且也即是金文铭文中出现的“庸”，当是指附着于土地上作为“庸”的耕作者，庸也即是仆庸。在鲁的奄民，就是这种附着奄地的原居民（杨宽，1965：81—82；伊藤道治，1975：232—236）。是以由定公四年的记载言，一个分封的侯国，拥有三批属民，一是担任官司的人，一是分配的殷民旧族，一是附着在封地上的原居民。
由《诗经》的“崧高”及“韩奕”两诗来看，“崧高”：“申伯，王缵之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