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列举的西周官职，显示西周政府的分工原则，同时也显示了若干演变的趋向。王室内廷的服务人员已演变成政府的官员（例如宰、膳夫）；作册与史官系的变化，不仅说明了内廷（内史）官员渐渐掌权，尹的出现也说明史官系统逐渐扩大，以至内部产生层级的分化。三有司的出现，是朝政分工的重要指标。军队由师氏演变为有左右，而有各项特种兵种的单位，以至军队可在驻地“屯田”，也反映了军队的渐趋专业化。春秋时代各国大致仍是文武不分途，可能由于西周王室的传统随着西周的覆灭而消失，东方列国都在新的形势下再度发展其演变的过程。西周晚期出现了若干可能是地方行政人员的官称，也许正是分封制度转变为分级管理的端倪。凡此诸项，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至多只能视作合理而可能的推测。
西周政制的若干特点，也须在此分项讨论。首先该提出讨论的是世官制度。周代铜器铭文中，凡册命之辞几乎一定包括继承祖先的职位一语，兹只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师克：“王若曰师克，丕显文武，受大令匍有四方，则佳乃先且考，又于周邦，于害王身，乍爪牙，王曰：克，余佳乃先且考克臣先王，昔余既令女，今余隹乃令，令女更乃且考，司左右虎臣。”（自川静，1969C：543）又如同殷：“王命同，左右吴大父，司易林吴牧，自淲东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世孙孙子子，左右吴大父，毋女又闲。”（白川静，1969A：328）上述两例，一个上推祖先，一个下延世泽，都是代表世官制度的用语。金文中最常见的情形，新王即位后，重新任命某人担任此人已在任职的工作，如师殷：“王乎内史吴，册命师曰：先王既令女，今余唯先王令，令女官司邑人师氏。”（白川静，1968：510—511）为了重新建立君臣之间的主从关系，这一番手续也未尝没有相当于肯定“契约关系”的意义。《尚书》“顾命”记载康王新即位，诸侯分班依次入见，献上蛰币，正是为了确立新王与前王诸臣的关系。作册卣：“佳公大史，见眼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白川静，1965A：590）陈梦家以为此铭记即是与“顾命”篇所记类似，公大史率领“多正”，亦即各位正职官员，朝见新王（陈梦家，1955A：111）。
不但王与臣子之间有这种再任命，诸侯贵族对于属下的官员，也有同样的仪式。卯殷：“白乎令卯曰：戴乃先且考，死司公室，昔乃且亦既令乃父死司人不盄，取我家，案用丧，今余非敢梦先公，又余懋爯先公官，今余佳令女死司宫人，女毋敢不善。”（白川静，1969A：317）铭文有不少文句不能通读，大意则不外伯委任卯接续祖先的职务，管理地的土地与人民。
任命官职的册命礼，也不是必然率由旧章。至少有一件铭文记载了更改任命的事，牧殷，牧在先王时担任司士的官职，但在今王的新册命中，牧的任务改为监察百僚（白川静，1967B：364）。同一人的官职，在同一周王的手上有所增减，也是可能的事。师兑在元年作的铭，记载他的工作是担任师龢父的助手，主管左右走马及五邑走马。三年作的铭，却只说师兑任师龢父的助手，兼管走马（白川静，1970B：752，759）。师兑可能由管三处走马而升为总管走马官职的职务。又有一位师，在第一次的策命中，受任的职务是副乐师，负责小缚（白川静，1969A：335）；第二策命时，管理的乐器，除小鎛外，又加了鼓钟（白川静，1970B：770）。两件策命中都说任命师继承祖先的职位。除非的祖先也经历同样的升迁过程，否则很难解释。师西与询二人，在策命中都奉命继承祖先的职位，管理若干军事单元。由他们作器的对象都是乙伯，但师西称乙伯为文考，询称之为文且。师西与询的关系不是父子，即是伯叔侄。二人指挥的军事单位，有七项是相同的，但询的属下有八项未见于师西的职务。乙伯的职务原为如何，颇难决定，也就不易说明继承的是哪几项了。
上述几例，还仅是性质类似的职位有高下与多少之分。也有同一人曾任完全不同性质的工作，策命中仍以继承祖先祖父为说。舀在舀鼎铭文中记载策命的职务是“若曰：舀，令女更乃且司卜事”（白川静，1968B：115）；在舀壶中，策命则是“更乃且考乍冢司土于成周八师”（同上：148）。由大卜改任成周八师的家司土，官位及工作性质、工作地点，都极为不同，很难说舀的若祖若父，都经历同样的升转过程。另一个可能性，所谓继承祖先的职务已变成公文中的套语。过去的惯行的世官制，只剩了形式。舀的时代，约在孝王前后，师西约为懿王时人，询可能为厉王时人，师也在厉王时，都属于西周中期以后。大约此时人事迁转，已有比较灵活的运用（Cho—yuuHsu，1966：519—520）。有一件铭文记载策命前，王对于该人的“蔑历”，兔觯：“王蔑免历，令史懋易免……乍司工。”（白川静，1968：456）蔑历的意义已见上章，此处当可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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