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丑陋的社会想象。中国娼妓文化源远流长，许多文人学者都认为妓女传承了中国的文艺，同时“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因此娼妓在中国文化中常有着光鲜的形象，连陈寅恪这样的大家也不辞辛劳，穷数年之功为柳如是作传。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妓女群体，却从来就为人们所不齿。在1949年以前，虽然她们的身份是合法的，堂而皇之地获得了朝廷或是政府颁发的从业许可证，但她们却是举世公认的贱民，被轻蔑地称作“婊子”、“窑姐”、“鸡”。从本书展示的妓女的卖身文书中，我们可以一窥妓女当时的现实生活。

妓女请领可执照申请书，民国36年（1947年）

怡春堂妓女的从业担保书，民国35年（1946年）

妓院是个非常古老的行业。这第一个妓院的“总设计师”头衔，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宰相管仲头上。他挖空心思搞起了“国有色情企业”，利用妓女赚钱为国家创收。就因为这位名相这一大发明，后人嘲笑他的班子是吃“软饭”的。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官办妓院的妓女来自内外两条“供货渠道”：对外战争不断，俘虏的家属杀男不杀女，留下来就是为了给妓院补缺；对内处死犯人后他们的妻女也是该杀不杀，搞“刀下留人”的目的就是“开发利用”，用她们去扩充公家卖淫队伍。

同样的“色情丑闻”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多少年以后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在这方面有了“新举措”，他开创了酒馆和妓馆“合营”的新途径，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销售”，让妓女既卖酒又卖身，把国家对酒的专卖业搞得“有声有色”。

进入明清两代以后，各种与此有关的史料记载又多又详实，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样也是中国色情业的中心，给一些人的“方便”创造了条件。这些为达官显贵和文人雅士打造的“风流场所”多分布在内城，官宅和妓院的数量总是成正比的，达官贵人多，要求“方便”的就多，使得妓院和妓女数量猛增。皇帝可以“阅尽人间春色”，官员争相纳妾还嫌“编制”不够，于是就忙完“家里”忙“家外”，真可谓是上行下效，“跟朝廷保持一致”了。

那时的妓女往往是扶着栏杆卖唱招徕生意，“勾栏”这个词儿就成了妓院的别称，它形象地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妓女敬业图”。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勾栏”事业进一步规模化和商业化，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的商业繁华区，就像今天的酒吧一条街那样，妓院也开始扎堆，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嫖互相渗透，形成了“服务一条龙”。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当时的北京光“八大胡同”注册登记的妓院就达100多家，有名有姓的“专业妓女”就有700多人，而“送货上门”的“野鸡”和“暗娼”还不在统计数字以内。当时的色情业已经成了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妇女走投无路了就在这里“自投罗网”，为了活命只好拿自己的身子去换饭吃。

老北京的妓女根据地方特点也有“流派”之分，她们中分成了“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档次较高，“色艺双全”，我们所熟悉的赛金花、小凤仙就是“南班”的佼佼者。不少高级妓女是达官贵人的“编外姨太太”，同样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因为靠近权力的“近水楼台”，也常利用“枕边风”办很多事情，包括买官卖官之类的风险事情，她们也敢充当“中间人”，并收取“好处费”。

这一等妓院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清吟小班”。顾名思义,“清吟”就是饮茶、下棋、说戏，给皮肉生意披上了一层美丽的文化外衣。出入“清吟小班”的嫖客多为有权势的人，当然也有些是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妓女题材的小说和戏剧曾经兴盛一时，也是作者在这里“体验生活”的结果。那时的妓院从名字上就可以分出个高下来，一、二等妓院名字听起来也雅，叫“院”叫“馆”或者叫“阁”，这里的妓女出手非常阔绰，有的呼奴唤婢，有的挥金如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官者当然就富了。三、四等妓院的字号也寒碜，叫“室”叫“班”叫“楼”叫“店”，也叫“下处”，这里的妓女多是受穷受气的主儿。

社会上对妇女最恶毒的咒骂莫过于“婊子”了，奇怪的是许多历史戏却争相歌颂“婊子”。杜十娘、柳如是、赛金花、小凤仙等美女都曾经是“婊子”，这些有品位有气节的妇女一个个都是“出污泥而不染”，似乎妓院不是“污泥溏”而是“大课堂”了，它为我们培养出许多“巾帼英雄”，成为民族的骄傲和学习的榜样。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些文人所写的那样，“高级妓女”不能代表妓女。实际上，妓院老板把妓院当成了“聚宝盆”，妓女的眼泪变成了他们财富的源泉。他们在这里毁了无数妇女，也腐蚀了许多有为的男人，还为社会添了可怕的梅毒和花柳病，妓馆和烟馆“双‘馆’齐下”，把当时的社会搞得乌烟瘴气。这妓院本身就是一座垃圾场，许多妓女在这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待青春过后人老色衰，就被赶出院门，开始了更悲惨的晚年生活。

妓院转让合同之一。妓院物品有大到小，全部折价售出，包括妓女。

我收藏了两本长春市伪满时期妓院的《契约书》，这东西也可以叫做“转让合同”，里面各有一份“妓女花名册”。这个叫“百花堂”的二等妓院和叫“春院楼”的三等妓院，均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不得不进行“转让”。

新主人利用原班人马重操旧业，避免了妓女的“下岗再就业”问题。妓院转让其实也就是个“过户”的问题，除了换换老板什么也没变。原来的妓院为什么亏损我们不得而知。按说这个二等妓馆也是属于本行业中的“星级院”，这种“低成本”的生意怎么会赔呢？是不是没有刺激妓女的积极性？是不是得罪了有势力的嫖客？是不是好高骛远经营不善？我发现合同文本里的“财产”不是很有气派，连家具也谈不上半点儿华丽，所以猜想他们本来就名不副实。

让我们来看一下合同中关于“设备转让”等内容：

营业场所之所在地：新京特别市欢乐地春巷东胡同一0八三

营业种别：二等妓馆

营业之间数“场所内正规营业间陆间

设备：每室置火炕壹铺木板几壹架外有大漆木凳肆个

妓院转让合同之二。贴有“大满洲帝国”印花税票。

这个妓院名叫“百花堂”，按前面讲的标准“堂”表示高等级的，是不是有所“拔高”？如果是“以次充好”自己给自己“升级”，不够“堂”偏要叫“堂”，搞虚张声势失去了“回头嫖客”就是必然的了。因为妓院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有个“行业标准”了，违反“标准”的事也会受到惩罚的。当然这也只是猜想。

妓院转让合同之三。所有权转换需知会警察署等政府部门。

这两个文件是经过警察局验证的正式文本，在伪满洲国是受伪政府的法律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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