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锅趣酒倚偎者被攀。”

----富啦鸡米耳.姨丽妻.裂凝

《红星大队的故事》之一“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向前！”

1972年4月王秋杭摄于浙江省余杭县云会公社红星大队

马建（旅英华人作家、“四月影会”成员）：
“四月影会”已经结束了，它作为历史，可能已经死了。但是“四月影会”的人还都活着，我当然更希望这些历史的人，他们继续活着。因为我不相信身体的衰亡和死亡合在一起的。今天大家聚在一起，仅仅是荣幸有几个人的存在。比如说黄锐等等，紧接着出现了798等等，这些民间的力量一点一点跟专制对抗。我们不得不承认，它非常强大，它给自己创造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在座的都希望这个空间能够越来越大。另外我还是以往一个观点，就是“自然·社会·人”，按照作家来讲，可能多一个宗教的东西。这四个东西，始终是我们面对的大题目。但是在现在的这些摄影作品里，这些老前辈的作品里，我更希望能够看到非常尖锐的东西。如果我们萎缩了自己的反叛精神，萎缩了摄影技巧，你们跟时代就要被淘汰了，或者说时代被你们淘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商业社会，但是我们更加面对的就是政治恐惧。摄影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们如何真实反映真实的自己。你们不仅反映大自然，你们还有你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我真的希望看到你们的思想，而不是看到一个伪装的中国人的狡猾。在这种大的环境里，能够在这里召开，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衰老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创造出一些更加令人激动的东西。每个人的激情是靠你自己从里面长出来的，外面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借鉴。不要把自己放在历史里，历史是死的。我们必须从历史里走出来。

王志勇（诗人）：
我们在这里评价“四月影会”，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教科书上是怎么评价“四月影会”的？这是我无意中看到一本被现在国内官方认可的唯一一部被当作教科书的《中国摄影史略》，用了不短的篇幅这样评价“四月影会”。它说“四月影会”是伤痕的抚慰、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诉求。我觉得对一个稍稍对文字敏感的人来讲，这个评价是对“四月影会”的一种反讽。因为“四月影会”当初反对的恰恰是一种专制和死板，争取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自由。那么这种评价，是一种大而无当的评价。它仍然是把摄影这门独立的艺术，作为政治的一种印证和附庸。而且，特别不能让我容忍的是它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词句，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决定了拥有相机人群的经济或者身份背景，所以‘四月影会’的镜头中，隐约闪现了某种贵族意识和权威心态”。如果它是评价“四月影会”所反映出来的作品，这简直是一种诬蔑。因为“四月影会”像一道闪电，划破沉寂的夜空，照亮我们所处的时代，它恰恰反映的是一种平民的意识。我对“四月影会”的评价是：它在一个特定时期，完成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肖像。所以，我非常欣赏罗小韵老师讲的，就是不招安。我觉得艺术生命的死亡，就是招安，就是主动地交出自由。“四月影会”是纯民间的，是纯自发的、是纯团体的。它不是由一份权威性杂志，受官方筛选、挑选、甚至是钦点的。我觉得它的可贵意义，就在于它的这种自发性的民间价值。“四月影会”如果让我来描述的话，我觉得“四月影会”是中国人摘掉蒙在眼上的红布，第一次用图像完成的呐喊。它是觉醒者、勇敢者对自身的明示，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大胆揭示。当然，这种大胆里面，也有一种试探的成分。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上午都已经讲到了，很多稿件是由王志平来把关的。但是比起那些在《诗刊》或者是《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公开在社会上产生作品的，它更有原创性。因为所有的变成铅字的东西，都是要经过三审制的。就像前苏联作家描述的那样：发表出来的作品不如没发表出来的好，没发表出来的作品不如没写出来的好。
“四月影会”非常让人称道的一个亮点，就是摄影家和诗人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联手。摄影是一门独立的语言，当它需要用文字来解释的话，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一定是图像感到特别无力、茫然的时候。因为文字往往对图像有一种误导或者窄化的作用。但是在“四月影会”，以叶文福老师为主要的诗人和我们的摄影家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联手，成为一个传诵的佳话，这是中国诗人的骄傲，这是中国思想者的骄傲，这是中国艺术当代史上的一次美谈。

王瑞（旅美摄影评论家）：
在这个史料的收集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有些人在“四月影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认为如果没有狄源沧先生的话，“四月影会”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大家都说“四月影会”是以北京的摄影青年为主的，但是它的影响力很大，实际上对全国没有形成组织的人产生了影响。我们在外面都听到了北京“四月影会”的影响，同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觉得“四月影会”它的影响是涉及到全国的，这个全国就是后面催生了很多民间团体的产生。像“北河盟”和广州的“人人影会”，而且“四月影会”的展览到了广州展出。
另外刚才很多人谈到对“四月影会”精神的继承问题。我觉得刚才马建发言非常好，我很认同。实际上这个精神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继承呢？刚才有人提到“星星美展”跟“四月影会”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四月影会”当年反叛的精神，最后被“星星画会”继承了，“星星画会”的成功就在于它的政治性。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四月影会”使中国摄影打破了当时的宣传模式，而开始走入一种可能的多元化。但是很不理想，由一潭死水变成了一潭浑水。

凌飞（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对于“四月影会”，我觉得刚才说“四月影会”的精神，一个是自由。我觉得还有反叛，还有一个叶先生说的不满。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怀疑。始终保持自己对现实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持一种怀疑的精神，提出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四月影会”和“四月影会”在结束之后，所能带给大家最重要的一个遗产，就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对于这种反叛的、或者一种创新的、或对一些事物表达自己意向的这么一种激情。我觉得因为社会在进步，“四月影会”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很多人分散在各个媒体，实际上它在很多逆境当中，或者在不是很顺的境遇当中，在很微小的部分，推动了中国摄影的发展，而且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在新闻摄影、艺术摄影、纪实摄影一大批的摄影人才。
现在进入到商业性，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说关于现在的商业摄影是不是一潭浑水。那个时候我们都盼着，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摄影机的话，会是一个多么好的境况。现在过了30年以后，所有人都有摄影机，所有人都有纪录和表现自己的手段，这是一个进步。商业摄影肯定会有，问题是在商业摄影之外，还应该有一些人在他们手拿摄影机的时候，他们考虑的问题和从事商业摄影的人，和其他业余摄影的人，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正因为有了现在的商业环境，才更应该能够考验是不是作为我们无论摄影家、艺术家，更可以考验他们的眼光。在这种纷杂的环境中，是不是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是不是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时代和人性的这种气息，用自己所找到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蔡萌（摄影评论家）：
在我看来，大家好像有点混淆了一个“四五运动”摄影跟“四月影会”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分。我认为“四五运动”的精神是存在的，但是到了“四月影会”是发生了分裂。“四五运动”，我觉得他们当时代表了影像的正义。他们是用一种责任感、使命感、用他们的照相机、他们的影像，他们最后代表了影像的正义，道德和伦理层面没得说。但是到了“四月影会”的时候，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变得有一个内部的审查概念。在我看来，每到“四月影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后来变得有一点点世俗化，拍了一些带有风花雪月的作品。大家今天好像把“四月影会”和“四五运动”混为一谈，我觉得这二者应该有区别。这就是我理解的分裂。最后正好恰恰预示了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摄影领域出现的两种倾向。一个就是以社会记录的，回到一个摄影本位来看的话，它跟社会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它跟艺术本身的联系。“四月影会”这种分裂，作为一种预示来讲，它恰好勾勒出了这样一个趋势出来。而且我觉得“四月影会”还有一点，就是它有一种跟上一代摄影家的联系。就像刚才那位女士提到，它是一个承先的方式。王苗在《永远的四月》这本书谈到，她看到的摄影资料，大部分还是黄翔他们的东西。他们还是跟上一代的摄影家有一个内在的关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上下文关系。

王秋杭（摄影家、杭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本人2003—2006年连续搞了三年“休闲在杭州”摄影大赛，因此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为市政府提供了大量摄影比赛的作品。但是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摄影界，以靠摄影大奖赛来推动已经走向了死胡同，它搞坏了我们一代人。政府满意，但是摄影家全部给搞坏了。今天上午卢广就跟我说，浙江省的评奖者向评委送礼的现象。我说从2006年第三年杭州摄影大赛完了以后，我就没搞过。我为了我们这一代摄影家，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值。我当时对“四月影会”非常崇拜，看到“四月影会”这些作品，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摄影的希望，这些作品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但是，今天我又有一个感觉，现在整个中国摄影界不是浑水，我认为它是一个商业性的。无论是政府，无论是什么摄影比赛，它背后就是商业性的，但是它打着繁荣摄影事业的漂亮旗号。最终导致很多年轻的摄影家，就是以获奖为目的。获奖了就认为是“家”的诞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条道路。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开这么一个会，重新找回摄影家的良知非常有意义。

任世民（艺术家、“四月影会”成员）：
今天讨论中我听了四个问题，觉得不太舒服。第一个四句话，都说了一个词，就是招安。第一个，我们从来没招安过。比如说我们当时都是一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来的，我们正好在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以后，给我们一个新的机遇，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这是不是招安？我当时考研究生，那时候王志平让我搞那个广告，正好我四月份考研究生，我说我第一个招安？能这么说吗？没道理。所以，这个研究方法，不是说他怎么了，就不革命了。不要用极左的方法、幼稚的方法去分析和看待历史问题。我觉得不存在这个。而且我从天安门走来，一直看到我们“四月影会”成立，包括到“无名画会”有很多的朋友，包括《今天》、民主墙，都是这么看过来的，一直到“星星画会”。大家都是兄弟，没有谁和谁比较的，只不过是谁先迈出一步而已。就像今天一样，面临四月还要穿棉袄，我们那时候小苗刚从冬天过来，很脆弱，不是说你们现在想象的。为什么说四月呢？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们刚从寒冬走过来，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讲究生存的方法。通过今天，我也看到了中国在学术界上有希望。

徐勇：我觉得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一是对“四月影会”从非常学术的态度进行了历史还原和梳理评价。其次，今天我们也争论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看来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点是关于“四月影会”的方向问题。因为与会的大多数发言者，希望“四月影会”扮演一种社会责任担当的角色，扮演一种责任的先锋，例如继承“四五”摄影的这样一种精神。实际上“四五”摄影的精神，虽然他们当年去自觉不自觉地记录了，把它作为人民心声表达的方式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上，最后也成为政府打倒“四人帮”的政治工具，当然这工具是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所以我觉得从“四月影会”他们自己举办第一届“自然·社会·人”影展来看，他们就要避免被工具化的立场。这一点，在王志平的策展前言当中已经很明确地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倒是可以给我们留下思考。就是说摄影是不是应该有一种担当，还是应该成为一种个人表达的工具？它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讨论。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关于“四月影会”的这些成员后来被招安了，因此“四月影会”的性质可能就发生了改变。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立场，今天不便于说，也可以留待以后，我们进行一些继续的讨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