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劣绅、绅商、学生、无产者等新的社会群体纷纷出现。尤其，传统“别于四民之外”的“兵”，开始向社会权势中心地位崛起。从传统的各种会党游兵，到大规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国藩时期的“绅军”和“军绅”，再到新式军事学校之学生和士兵等等，以至于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干脆以“兵”换“士”，而以“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新的基本构成。

事情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国际汉学大师费正清也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及至辛亥首义，更是在清朝武昌新军中打响的。

美国总统：中英战争“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对于西方的隐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对西洋事务，乾隆也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不过，估计是在接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前后，心态复杂的乾隆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好一副“宁可求全关不开”的末世苟且心态！好一句“极盛”时代“盈”“虚”惧增的无奈感慨！殊不知，英国没有用外交打开的大门，用战争打开了；清朝以不磕头为由拒绝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于，当时美国总统小亚当斯(1767-1848)也敏锐地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叩头”英语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从现在各大英文词典中的这块“活化石”中，我们多多少少仍可见到近代中西两大文明冲撞后所留下的深长裂痕和斑斑血迹。

著名史家许倬云谈辛亥之后：南京为何让出政权

楚望台的枪声，回音震荡，震垮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在东亚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这一次革命，说是快，却也是改革不见落实，人心郁闷已久，大家知道必然出现的大变；可是，事情发生又如此突然，革命党的领袖，一个都不在场，以致湖北新军没有适当的领导，竟很快就被北洋大军压出，不能更有作为，最后这一起义的军队，竟从此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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