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的第二次访华团是1972年3月10日从香港进入中国境内的。那时，尼克松总统刚刚结束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访问。我们的代表团共有29名成员，尽管如此，仅仅两天后，我们就分成两组人马分头行动，直到4月3日重新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会合。我们于4月14日离开中国返回香港。

　　尽管这次访问很匆忙，去的地方很少，并处在严格的政治限制下，在当时它仍然是一次独特和难得的机会。这不仅因为它开启了当代中美交流的一个先河，更因为这次访问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叶进行的。

　　在1972年春天我们访问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表面上看上去是平静的，文革正处在整合与建设的阶段，运动中产生的许多激进的理念已经被付诸实践，“走资派”已经被从党政、经济、科教文化等机构中清除出去，政权落在由政治活动家、经受住风暴洗礼的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军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手中。自从“红卫兵”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军队本来在中国政[注: 国政 拼音： 解释： 1.国家的政事。 2.古代官名。即正卿。-guozheng]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到1972年春的时候，由于上一年林彪[注: 林彪，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参加南昌起义、湘南武装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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