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注: 商品流通企业外购或委托加工完成，验收入库用于销售的各种商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一书，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注: 读音 大农dà nónɡ 注解 1.即大司农。参考百度百科、GG百科、114百科、雅虎百科-danong]田的产量，目的是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以致于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苏联专家到了50年代都试图在研究的时候纠正30年代到40年代的数字。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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