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三畏（S.W.Williams）在《日本日记》前言中明确指出：“今有一唐人，为余平素知己之友，去年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也就是说，罗森并非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而是以美国舰队翻译的身份前往日本的。既然是日美之间签订条约，那么卫三畏为什么要邀请罗森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中国人参与到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来呢？一个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事实是，日美所缔结的一系列条约，除了日语与英语版本以外，还都有汉文与荷兰语版本。荷兰语在当时是作为正式的交涉用语使用的，但是二者之间实际的交流，在大多数场合所使用的是当时可以被看成东亚的“国际语言”的汉文，而不是英语、日语或者荷兰语。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不懂英语，当然，当时也鲜有美国人精通日语，能够懂荷兰语的只有一部分“通事”（翻译）而已；与此相比，尽管“笔谈”不得不倚赖于纸笔，交流受到一定的局限，但是几乎所有的粗通文墨的日本人都能够用汉文进行笔谈。因此，当柏利舰队第二次来航的时候，荷兰语不再被用作基本的交流语言，几乎所有的翻译都倚赖于卫三畏以及他的中国助手罗森。罗森以当事人的身份考察了日本横滨、下田、箱馆等地的风土、民情、风俗、物产等等，看到了开放前夕的日本的历史面貌，他亲笔记录下来日本见闻回国以后以“日本日记”为题在1854年11月－1855年1月的《遐迩贯珍》上连载，真实反映了开国前夕日本的社会状况与开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初到日本，罗森以好奇的眼光观察日本，不遗余力地描写日本社会的“怪异”之处。他发现日本人的服装颇有古风：官员都“阔衣大袖，腰佩双刀，束发，剃去脑信一方，足穿草绿，以锦裤套至腰”，日本女子则“衣长委地，腰后有裙，以红绸束其发髻，颜色多美艳”。日本的住房则像一座迷宫，“比邻而居，屋内通连。故曾入门见其人，再入别屋，而亦见其人也”。如果不了解日本房屋的结构是内部相通的，进入房间马上又看到刚刚在门口遇到的人而未曾见他从门口进来，未免真会产生“白日见鬼”的感觉。

　　罗森还处处将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并热衷于“发现”日本的“落后”之处。“其处人民不畜豚豸，亦不宰生而食客，予见人家蓄鸡至数年而不宰者。以言食物，则万不及于中国。”日本人对性的随便态度则更令他瞠目结舌：“稠人广众，男不羞见下体，女看-画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以“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进行衡量，这种淳朴自然的男女关系自然是大逆不道，匪夷所思，因此，日本在罗森笔下被丑化成了一个男女关系-乱的社会。

　　当然，日本也并非处处不如中国，他发现日本良好的社会治安就很值得大书特书：“夫一方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彼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之略，各有其能矣。”我们在审视、想象他者的同时，总是进行着自我的审视与反思。

　　1633年至1641年间，德川幕府曾多次颁布法令，禁止日本人乘船去外国，除了与中国、荷兰在长崎进行有限的贸易之外，几乎断绝了与其它一切国家的贸易与交往，形成了闭关锁国的局面。所以，清朝初年中日文化交流陷于沉寂。如果不考虑19世纪中期以朱舜水为首的一部分流亡文人在日本的活动，可以说在整个江户时代大约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中日文人之间的能够算得上是“交流”的文化交流，几乎根本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森可以说是时隔两个世纪之后出现在日本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人。因此，在日本他的举动一时间也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对日本文人心目中的中国文人形象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日本日记》不单单记载了一个中国文人如何观察日本以及日本文化，与此相对应，它也反映了日本人如何看待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作为文人的罗森。

　　罗森在日本停留期间，首先是被当作中国文人的代表来看待的。比如舰队到达江户湾的第二天，乘船赶来的幕吏就闻讯赶来拜见他，并向他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之情。“不同言语，与其笔谈，其亦叙邂逅相遇，景仰中国文物之邦云。予问其名，则曰山本文之助，曰堀达之助，曰合原操藏，曰名村五八郎，乃是日本之官，因而各叙寒暄。”对罗森抱有这种亲近感的人其后可以说是为数不少，日本方面的一些史料中也记载了这一点。例如，幕府应接官井户对马守的一个手下根据自己接待柏利舰队经历所写的日记《金川游记》中记载：“今天想与罗森笔谈，但是，很多人向罗森求字，罗森几乎被要书写的东西都包围了起来。从窗户外可以看到，他甚至一边题字一边同时在别的纸上与人进行笔谈。”《亚墨理驾船度来日记》则对罗森的文学教养评价甚高：“这次乘坐另外一条船的人中有一个叫罗森的广东人。罗森，名向乔，广东人，诗文文笔俱佳。”

　　罗森发现很多日本人很喜欢中国诗词，“（日本人）故多酷爱中国文字诗词。予或到公馆，每每多人请予录扇。”据《日本日记》记载，在横滨一个月的时间里，“从其所请，不下五百余柄。”在下田，一个月的时间里所题写的扇子即在扇面上题字或者题诗“不下千余柄”。请罗森题写扇面的日本人如此之多，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以及对中国文人所抱有的极大的好感。

　　罗森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除了他工于书画以外，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向周围的日本人传递了一些关于中国甚至世界局势的信息。例如，一直负责舰队的接待工作的平山谦二郎，向罗森借阅了他所写的一本描写太平天国之乱的小册子《南京记事》以及内容与之相关的《治安策》，迅速地连读四遍，并且将全书抄写下来。在将书还给罗森时，他还附上了一篇读后感，声称“（正是由于读了这两部作品）始审中国治乱之由”。《南京记事》向当时的日本人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相对真实的信息，引起了日本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与当时误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看成是“明清战争”的“唐人风说书”相比，罗森所传达的信息更详细，也更具有可信性。正因为如此，其后不久《南京记事》就被改名《满清纪事》以木活字在日本印刷出版了。后来，倒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吉田松荫在狱中翻译了该书，出版了日文版的《清国咸丰动乱记》。当然，罗森所传达的情报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两书。他还通过笔谈的方式与很多的幕吏进行交谈，修正了他们对中国的一些错误认识。例如，当日本官员问他“太平王小刀会何姓名”时，他明确指出“洪秀泉（洪秀全）即太平王也，非小刀会”。对于太平天国“成败之势如何”这一问题，他则认为“随天意”，这反映出他作为中国下层文人同情太平天国运动的中立立场。

　　可以说，《日本日记》不仅是对于日本开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而且真实再现了这一时期的中日文人是如何互相认知的。然而，由罗森重新开创的中日文人之间的交流，其后却再次突然中止了。他的日本之行所以得以实现毕竟是因为跟随美国舰队前往才成为可能，一旦那种特殊的交通手段不存在了，中日之间的壁垒依旧存在。由于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到了近代，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反而不得不借助于西方人来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跟人们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直到1858年幕府迫于外部压力宣布开国，中日关系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