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向现代化之前，就日本的文明水准而言，恰如知日学者戴季陶在其《日本论》中所说：“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

不过，当日本国力强盛，现代世界以西方式的新奇眼光看过去之时，日本的古代文明亦焕发出超常的光彩。在京都，金阁寺的单纯富丽之姿，东西本愿寺的雍容苍劲之容，也早已享有了世界性的声誉。

这种不得不承认的类似“赢家通吃”的规则，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精英阶层就已了然于胸。

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第１５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二之丸御殿的大广间向诸大名发表了将大政奉还天皇的命令。如今的二条城以蜡像再现了现藏于日本东京圣德纪念绘画馆中的《大政奉还图》中的当年景象——德川庆喜孤独地跪坐在房间一端，享受着最后的高贵，各地大名则跪坐在下，谦恭聆听。

这一年，大总督参谋西乡隆盛等人领军的萨摩、长州、安艺等藩组成讨幕联盟，策划武力讨幕；与此同时，民众性的动乱与斗争席卷了包括京都、大阪、横滨、江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幕府管辖区。幕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对于德川庆喜来说，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却是决定性的。

“那是日本崛起的开始。”大学反聘教授 健吾说，“也是军国主义的源头。”

天皇复位，对日本而言是新生活的开始，资本主义化进程也立刻启动。以“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家，推行的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德川幕府时期的３００年快速发展，“武功极盛的年代，-文物，灿然大备”，为明治维新做足了准备，又为日本全国形成了乐于进步、富有活力的民族性格。就此意义而言，美国炮舰来的正是时候，外来武力对于日本来说是学习最好机会。

明治维新时距离１８５３年美国海军叩关仅有１５年，日本以轻快的节奏，完成了整个民族的转向。

这不是日本第一次表现出敏捷的反应。在足利室町幕府时代，１５４３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为日本带来了火枪，史称“铁炮传来”。仅仅６年后，日本“战国时代”特立独行、蔑视礼仪的枭雄织田信长，就从近江（滋贺县）国友村大量订购西方火枪用于实战。

１６０９年７月６日，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手书特许状，即“朱印状”，允许荷兰人在平户建立永久性的贸易商站，即荷兰商馆。各种西方文明成果由荷兰传来日本，被笼统地称为“兰学”，由此深刻地加强了日本对于新式科技的开明心态。

日本学者鸟海靖认为，当年日本的锁国政策与中国的锁国政策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进程。“明治维新之前的锁国政策并不是完全顽固的方法，”他说，“它有着一个随着时代变化的过程。”

在德川家康时期，基督教传播曾一度得到幕府的默许，只是基督教势力的迅速扩大，令统治者感到可能危及日本的传统秩序，才开始禁止传教。１６１５年起，幕府政权进而对“朱印船”贸易也严加限制。这两条出自统治需要而非民族选择的政策，即是后来德川幕府的全面锁国的伏笔。

１９世纪，在效法中国和朝鲜文明数百年之后，日本再次表现出了强烈的学习愿望和能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则再次扮演了日本教师的角色。

魏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海国图志》成书于１８４２年，直到１８５３年以后才流传到日本，立即受到幕末维新人士的热捧。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等人对魏源所述之事深感折服，该书因而成为日本知识界的必修教材。

素以“优等生”自矜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又一次当学生，不过在其精神内核之中，尚武、暴烈的成分却有增无减。日本文化中的轻自我生死的信念，在樱花飘落季节随风飘扬，又在残忍的战争中推行为轻他人之生死。

健吾认为，与此相关、互相衍生出的影响明治维新的主要思想，就是“脱亚论”和“亚细亚主义”。

“脱亚论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却衍生出帝国主义化的理论，亚细亚主义营造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愿景，却又催生了侵略合法化的理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各自产生左右两翼共４种思路，彼此矛盾又有契合，合力造就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明治维新的改革，建立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化日本，却对传统上持有特权的武士阶层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身为武士的西乡隆盛为此不惜起兵对抗，终于失败自尽。

在战争中，西乡隆盛再次吟唱起一首短歌，它是３１７年前织田信长的战前歌，其中既有慷慨，也有凄然：人间五十年，如梦又似幻；一度得生者，岂有不灭乎。

西乡隆盛对日本明治维新所作的巨大贡献，及其尽管逆历史潮流却表现了“忠义”的叛乱行为——恰如美国电影《最后的武士》赞美的那样——赢得了崇拜强者、崇尚牺牲的日本人。１８９７年，他的铜像巍峨耸立于上野公园，至今仍是日本的著名胜地之一。

记者 李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