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前，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江户时代的200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主要公务转化为行政事务。武士道的基本内容转化为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当然，这些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无一不是在培养为主君建功立业的技能和“品格”。其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起统帅作用。

　　本质是残酷无情

　　这种“忠诚”表现为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影响最深远的就是“赤穗47浪人”复仇事件。1701年，江户城的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长矩-。浅野的47名家臣成为浪人，又合谋杀死义央，然后-殉主。这一赤穗事件成为日本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竞相表现的“忠臣藏”主题。

　　武士道中的这种“忠诚”精神与武士的死亡观有关。1716年，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长朝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听闻书写整理的《叶隐闻书》写本完成，共11卷1200多节。这是日本武士道的古典，所表现的正是武士道中的毫不留恋的、毫不犹豫的死亡观。当然，“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闻书》中处处都是非常残忍的武士论语。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想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一一斩首。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搞的“百人斩”正是这种残忍的典型。

　　《叶隐闻书》中的很多例子也是令人发指的。比如，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上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再比如，依父亲的指示，山本吉左卫门为养成-不在乎的品性，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刑犯。因此，武士道中讲述的许多行为，本质上都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的。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武士退出历史舞台而画上句号，反而从中世纪的武士道中推陈出新。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组成。1871年和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这样，武士道逐渐演变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成为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比如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常常采用“肉弹攻击法”，即以己方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计伤亡地连续冲锋陷阵，迫使对方最终丧失战斗意志而崩溃投降，让士兵用鲜血和生命去填平“胜利道路”。

　　对外侵略的精神工具

　　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暴虐地进行“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西方列强一致将日本视为野蛮国。为了向国际社会解释日军的残忍行为，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用英文写成了《武士道》一书。

　　新渡户早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曾是他同学。毕业后，新渡户娶了美国人玛丽。在玛丽的帮助下，新渡户出了英文书《武士道》，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精神的相似性，辩解说日本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凭借典雅的英文，《武士道》一书在欧美知识界广为畅销，新渡户也成为日本精神和伦理学的权威。1905年，因为以“武士道”精神对日本从事对外战争进行包装，新渡户夫妇获得了明治天皇的召见和嘉奖。接着，新渡户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和东京女子大学校长等职。

　　1920年起，新渡户担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长达7年，负责日本在国际上的宣传工作，积极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呐喊助威。回国后，新渡户又担任贵族院的议员，为“九一八”事变出兵中国东北强加辩解，竟胡说“满洲国”是“民族自决”，并一直强调日军侵华战争的正当性。1938年，《武士道》一书的日文版由矢内原忠雄翻译在岩波书店出版，成为日本的“铁定版”，其书的第16章中《武士道仍然存在？》中断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书中认为，通过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日本的“王政复古”维新事业得以推动，日本成为“上下一体的皇国”。但是，他否认日本的“内政”成就是建立在“外征”的基础之上的。

　　20世纪，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中武士道的核心价值——“忠诚”进行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1984年日本银行推出的新版日币上，5000日元上的图案为新渡户稻造，这表明日本人对武士道的推崇。

　　事实上，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地对外侵略、掠夺，获得的巨大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当前，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来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中的传统模式。这足可见武士道对日本的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