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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披露侵华日军搜索“北京人”头盖骨内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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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谷部资料”（注：“写”意为抄本）的封面。春成手中的这份资料是复印件，而原件则是当年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将搜查“北京人”头盖骨的结果提交给上海宪兵队司令部的报告的抄本，手写在16张200字的稿纸上，每张稿纸上都印有“长谷部用纸”的字样。但是从笔迹来看，誊写的人肯定不是长谷部言人博士。
据春成秀尔回忆，渡边博士告诉他，这是渡边1970年3月在东京大学人类学教室的名誉教授室里整理长谷部言人的资料时发现的，然后复印了下来，他认为这对今后的人类学史是一份贵重的资料，然后交给了春成秀尔。
长谷部言人何许人也？长谷部言人（1882～1969）在1938年到1943年期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科教授，是日本人类学会总干事。
据中国古人类学家，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裴文中在自己所写的“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中记录：“在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大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平（北京），高井并请求到该所中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三十一年（1942年）八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及高井冬二复来平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迫裴氏参加，并追问标本下落。裴氏以迄未经手为答。长谷部等在平居留约月余，以无结果返日。”（裴文中报告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能够得到日军的搜索报告，长谷部言人自然不是“普通”的学者。
做报告的日军搜索无果春成秀尔寄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论文上附有搜查报告复印件的照片，可以看到上面写有“北京北宪保第180号”“关于‘北京人’搜查状况的报告‘通谍’”“昭和18年5月26日北京宪兵队长赤藤庄次”等字样，发送对象是“队司、上海”，附件上则写有“别纸‘北京人’搜查概况”的字样。资料为手写体，从行文来看，所用文体属于战前的文体，与当代日语明显不同，而且所用字体为汉字与片假名混用，明显不同于现在汉字和平假名混用的字体。这个报告本身是北京宪兵队长赤藤庄次上校向上海的宪兵司令部提交的“通谍”，要求对拘押在上海的与化石失踪有关的美军人员进行讯问。但报告也交待了日军当时已经掌握的搜索情况。
据搜查报告透露，宪兵队开始搜查“北京人”化石是根据北支派遣军北京宪兵队司令的特别命令进行的。宪兵队司令官知道“北京人”化石下落不明是北支派遣军军医部长（木+那）野岩告知的，而（木+那）野岩知道这一情况则是负责接收协和医学院的西村部队的松桥保中尉报告的。
宪兵队资料认为，1941年11月14日，美海军陆战队接到了本国来的撤退电，从同月24日开始到12月4日之间，分4回，将3090件兵器、-、被服等运到了秦皇岛的霍尔克姆兵营，预定12月11日，12日左右全部撤离，并与日本大使馆交涉，要求提供特别列车。根据这种情况，宪兵队认定，“北京人”化石和武器等其他物品被一起运到了秦皇岛霍尔克姆兵营。根据这个报告，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木箱的确是1941年11月下旬从协和医学院运到北京的美国兵营的。而下落不明是此后的事情，日军虽然搜查了北京的美国兵营以及秦皇岛的霍尔克姆兵营，以及天津的运输业者百利洋行，但是并没有发现要找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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