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美国发表了斯特赖克调查团的报告，将估算的赔偿总额急剧削减到16.47亿日元（1939年价格）。5月，美国又发表了约翰·斯顿调查团的报告，建议日本私有的军需产业设施均不列为赔偿对象，而国有军需产业中有助于经济复兴的部分也应留下。此外，该报告方案还主张将赔偿数降至6.62亿日元。

　　美国采取的是逐步放宽赔偿要求的步骤，企图完全解除日本的赔偿负担。但是，由于大多数参战国家强烈坚持赔偿要求，美国还不敢公开取消赔偿。为此，美国又用迂回手段来阻挠赔偿的进行。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科伊受权声明“美国今后没有为从日本索取赔偿而采取单方面措施的意向。”表面看，美国似乎仅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没有限制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但美国实际上垄断了对日管制的大权，其他国家都无法绕开美国采取措施，因此，美国的行动便造成赔偿在事实上的中断。由于美国的作梗，整个占领时期（1945至1952年）的赔偿实际仅支付了1.65亿日元。

　　赔偿的终极蜕变

　　1949年以后，亚洲局势剧烈变动。面对亚洲革命的冲击，美国急于加以遏制。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美国在亚洲的防线是阿留申——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而日本是这条防线上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为了使这个有价值的国家发挥作用，美国希望尽快对日媾和，以便日本能够参与国际事务。

　　由于美国对日媾和的设想是建立在遏制-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美国采取了排除中、苏的片面媾和方针。但即便是亚洲、大洋洲许多亲美国家也对扶植日本的后果深怀戒心，特别对美国无视各国的惨重损失，一味坚持不要赔偿的意图表示强烈反对。这种局面迫使美国必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变通的办法，否则许多国家就有可能抵制对日媾和。若果真如此，使日本从战争状态解脱出来发挥作用的企图就成了一枕黄粱。既然无法回避赔偿问题，那就使它面目全非，这就是美国的“处方”。

　　1951年9月，美国纠集部分国家召开对日和会，通过了《旧金山和约》，由此美国实现了让赔偿面目全非的目的。

　　第一，历来的赔偿都是以受到损害为惟一依据，而和约的条款却把领土是否被日本占领作为一个限制条件。于是，苏联等国就失去了要求赔偿的权利。再加上中国被排除在和会之外，使得日本的赔偿对象大大减少，实际上仅限于东南亚几个“非-党国家”。

　　第二，和约有意回避了对数量作出具体规定，相反却明确指出，赔偿只能是部分的。更有甚者，和约不把受害国的损失程度作为确定赔偿支付量的主要依据，反而把侵略国的支付能力作为惟一依据，这是没有先例的。

　　后来，日本就是以此为依据，使赔偿按日本的意图进行了支付。例如，1951年12月，日本与印尼开始谈判赔偿问题时，印尼根据自己在战争中的牺牲和损失，提出了18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日本仅愿支付1.25亿美元。最后双方于1958年1月达成了2.23亿美元、12年付清的协议。事实上，日本缺乏支付能力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1956年，日本开始对缅甸一国支付时，赔偿额仅为其年预算的0.6%；第二年加上菲律宾时，赔偿额度也只占其年预算的1.1%。

　　第三，关于赔偿时间的规定。和约对此完全没有涉及，为日本提供了以拖延为手段，迫使对象国接受日本意愿的有利条件。在实际的赔偿谈判中，日本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无一例外地均拖延了数年之久。如，日本与印尼的谈判就历时6年；与菲律宾的谈判历时4年多。

　　第四，关于赔偿形式。和约仅规定了以劳务作为支付形式。其他形式一概未予提及。

　　第五，关于赔偿的决定权。和约规定由日本与各国谈判解决赔偿问题，这一点尤其荒谬，同时也特别重要。众所周知，赔偿对加害者是一种义务，对受害者是一种权力，它带有强制性，根本不存在与战败国谈判协商的问题。和约一方面授予日本参与赔偿问题谈判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规定任何强制性措施以约束日本。如此一来，日本在事实上掌握了赔偿的决定权。

　　总之，美国出于扶植日本、遏制-主义的需要，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前后反差极大的政策。而日本则利用美国的袒护，以点缀性的所谓“赔偿”，将由它一手制造的巨大战争损失一笔抹杀。贺新城（《军事历史》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