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几年中，出于其意识形态偏见，他一手推动了中央情报局以及“自由欧洲电台”的建立，对-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直至今天，遏制一词仍然是美国针对意识形态相异国家外交政策的口头禅。

　　作为外交官，凯南在1933年、1945年、1952年曾三次亲密接触苏联，经历过“美苏蜜月”，也感受过两个巨人剑拔弩张的恐怖。然而，似乎他之前的所有生命历程都是在为1952的莫斯科之行作铺垫。

　　1952年，凯南出使苏联。但在当大使5个月后，由于他忍不住在柏西林向记者抱怨，“这5个月同以前他被纳粹-没有什么区别。惟一的不同是，在莫斯科他能全副武装地在街头走走，看看天空。”这番话，让曾经为美苏建交出力良多的凯南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然而，他感觉自己也不属于华盛顿，是个“圈外人”。在华盛顿，他虽然身为国务院外交政策顾问，但他却看不上美国据说是根据他的思想制定的外交政策。他抱怨别人不能理解他，不赞成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自身定位，不赞成美国在外长期驻军，也不赞成后来的美苏军备竞赛。多年后，他反思历史说：正是因为美国不知妥协，才导致了半世纪冷战和危险的军备竞赛。

　　有人说，凯南是一个忧郁、敏感而严肃的人，他永远也不能或是不愿根据华盛顿的-需要而裁减自己的思想，他缺乏生活在华盛顿所必需的生活技艺和-智慧。

　　历史证明，他对苏联的了解远远超过对华盛顿的了解。他熟知苏联，“那是一个没有高速公路网，却能凭借原始粗糙的铁路网，而很快成为工业强国的国家”，它的统治者在管理的经验和技巧方面史无前例，它支配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精力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的资源。但他同时预见了，只要它内部的统一被打破，就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不起眼。

　　然而，他始终谨慎地对待这个国家。即使是在1997年，当美国对北约东扩一致叫好之际，凯南依然认为“支持北约东扩是美国在冷战后犯下的最大错误”，因为“很可能重新点燃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俄罗斯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退缩”。

　　他这些近于巫师般的判断，今天读来仍让人惊叹，显示出凯南对苏联-体制和特性深刻的洞见，以及对俄罗斯民族极为准确的把握。

　　《纽约时报》称他是“旧世界里的最后一位外交‘贵族’”，“为美国战后的地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不过，他注定是华盛顿的“异乡人”。1953年，在他告别苏联的第二年，他也告别了华盛顿，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余生。即使处江湖之远，他依然反复告诫美国人，不要四处输出民主，不要当世界警察，要保持谦虚谨慎，这让他越来越不见容于美国政府。

　　10年后，凯南在华盛顿帮助筹建了“凯南高级俄罗斯研究所”，这也许才是他留给美国最重要的礼物。它也同样浓缩了凯南一生走过的路。他说，“当研究所被冠以‘凯南’之名时，其实这里有两个‘凯南’。”一个是他，一个是让他走上研究俄罗斯之路的堂叔。　　□邓平洋(兰州大学国际-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