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火上浇油的是1987年2月美国压迫、诱导日本签署的《卢浮宫协议》，日本迫于美国压力实施了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的超低利率，有人甚至声称日本的低利率应该是世界“低利率接力的最后一棒”，而正是这种低利率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资产市场的膨胀；另一方面激励了企业、个人、机构奉行激进的高负债策略，借入资金用于国内外资产市场的投资。当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到顶峰而日本银行又不得不修正超低利率时，资产价格泡沫轰然破灭，众多日本企业、机构和个人转瞬之间沦为“亿万负翁”，致使日本的经济复苏之路在巨额不良资产的拖累下格外坎坷。

上世纪30年代“逼迫”中国

货币升值的美国“损人不利己”，摧毁了中国将近400年的银本位制度

20年过去了，与对当年日本一样，美国扮演了压迫人民币升值的主力。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并不是美国第一次企图提高中国货币汇率以转嫁其国内压力的伎俩，早在1934年，美国政府就通过制订实施《购银法案》（The;Silver;Pur-chase;Act）“成功”地干了这么一次，只是当时的结果对美国毫无裨益，对中国则是惨痛的悲剧。1929年至1931年间，由于世界其他国家逐渐放弃白银的本位货币功能，而在另外一个仅次于中国的传统用银大国印度，英国印殖民政府也根据印度货币与金融皇家委员会1926年的报告建议抛售了大部分白银准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银价长期下跌趋势有增无已，出现了世界性的白银向中国流动趋势，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多数就地转化为白银资本内流，内流资本又高度集中地投向上海租界的短期房地产投机，资产价格泡沫日益膨胀。内地农业萧条，原来用于收购内地农产品的资金滞留上海，进一步给上海的泡沫经济火上浇油。1934年6月，在白银生产利益集团的策动下，同时也是为了将中国拉入美元集团，并打击中国、印度民族工业，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彻底扭转了白银资本的国际流动方向，大规模套利资本流动压力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推向币值稳定与遏止资本外逃无法两全、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窘境；此前，购买外币的外资和民族资本家因银价上涨而损失惨重。货币改革以后，国民政府实行稳定汇率政策，实际上为资本外逃者提供了保险，从而促进了资本外逃。为了挽救工商业，货币改革之后应当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将强化资本外逃的动机；除非运用高利率工具实行极端的通货紧缩，市面上货币仅仅勉强够流通之用，没有游资可以外逃，危机才不至于马上爆发，但极端通货紧缩和高利率的双重压迫又必将加深工商业的危机。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名义中央政府，虚弱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足够能力贯彻其保卫本国货币的意志，日本投机商还公然动用武装为自己的白银-护航并在交火中击败中国警方；由于不少身居高位的官员借此牟取私利，南京国民政府保卫本币的意志也无法坚定。《购银法案》实施时间不长，上海就流失了一半存银，国民政府被迫于1934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国际游资对中国货币体系的这场攻击，在短期内就将中国经济推入极为严峻的通货紧缩的境地，上海房地产市场蒙受毁灭性打击，由于房地产在上海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房地产市场的呆滞又进一步阻滞了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波及全国。在长期内，由于货币改革后的法币成为不兑现纸币，取消了对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约束，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率扫清了道路，而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通货膨胀几乎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体制一度倒退到王安石乃至杨炎之前的实物财政制度。

在这场白银危机中，仅有的受益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小小的美国白银利益集团。前者不仅高兴地看到美国大大削弱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动摇了其财政金融基础，而且自身从白银-中获利丰厚。即使纯粹从经济上考虑，美国政府的这项白银政策也是损人不利己的。贪婪而短视的白银集团企图借提高银价为美国商品开辟中国市场，并增加白银的使用，结果却是摧毁了中国的长期进口能力，逼迫中国这个最大的用银国废除了将近400年的银本位制度。

将矛头对准别国所谓的“操纵货币”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实属缘木求鱼

在美国一些制造业厂商、行业协会和政客的嘴里，中国依靠不公正的货币操纵将人民币汇率压在低水平下，从而赢得了对美国制造业的不公正的竞争优势，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日益扩大。其实，美国要消除贸易逆差，要么削减国内投资，要么提高储蓄率，包括增加私人储蓄和削减政府财政赤字，舍此别无他途。当美国个人储蓄率持续下降，有时甚至是负数时，美国不可能指望缩小贸易逆差。见不及此，而将矛头对准别国所谓“操纵货币”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实属缘木求鱼。

无需否认，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应当趋向升值；在不太久的将来，适度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以便确立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也是必要的。但一方面，如果在过短的时间里过大幅度地提高人民币汇率，我们除了要面临日本在《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之后的局面外，还要遇到更多的问题，因为未富而货币先升值，将损害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另一方面，对人民币的升值和汇率机制的改革，我国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不仅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而且区域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倘若沿海发达地区的相对过剩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在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的压力下出于单纯逐利动机赴海外投资，就无异于剥夺了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有鉴于此，在人民币汇率长期内趋向升值的背景下，我国只能在逐步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有秩序、有节制地调整汇率水平。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焦点话题，美、欧一手挑起的对华纺织品特保争端也争执不下。在这一关头，世界经济史上的汇率之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货币被动升值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只有用合作取代对抗、用理解取代盲目施压，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