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不承认细菌战调查

1952年初，为搜集有关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成立了一个70多人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昆虫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病理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化学、生物学及兽医学专家，前往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在此之前，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

中国和朝鲜还掌握了其他一些确凿的证据。比如，曾参与对中朝两国进行细菌战、后来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的供词。他们供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其中一些高级军官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这些军官包括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美国空军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

美国对上述证据一概不予理会。1953年10月26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查尔斯·梅奥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所谓的‘细菌战’供述不仅仅是-分子灵机一动的聪明主意，更是大量的有计划的谎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飞行员获释后，由于受到军事处置或叛国罪的威胁，他们最终收回了供述。

中方档案为何未解密

2000年，为了撰写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文章，笔者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并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西方学术界研究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权威、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忠志)和爱德华·海哲曼先生。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意大利微生物学家佛朗哥·格雷齐奥西是这个委员会惟一健在的成员。

2003年7月初，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和格雷齐奥西取得了联系。老人很热情。几经通信来往，他提供了许多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相关的重要材料。

格雷齐奥西生于1923年，6月10日刚刚度过了80岁生日，也刚刚离开罗马大学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他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时年仅30岁，是委员会里年纪最小的。这期间，他和李约瑟博士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精通中国文化的李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葛法蓝”并赠给他一枚刻着这几个字的图章。

1952年晚春，葛法蓝应邀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当葛法蓝于1952年8月初辗转到达北京时，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经携带收集到的证据从朝鲜和中国东北返回北京了。因为这个原因，葛法蓝只担任了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而不是正式成员。后来，国际科学委员会用4种语言发表了600多页的报告，报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被称为“黑皮书”。

出于科学家的严谨，作为观察员和顾问的葛法蓝没有签署黑皮书，但写了一份个人申明作为黑皮书的附录。他在声明中说：“对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即朝鲜和中国人民曾是美军发动的细菌战的攻击目标，我表示支持。我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作为细菌学家，我确信我的中国同事的努力和工作是无可指责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葛法蓝接受过很多西方国家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一直表达我在声明中的观点。”

在接受笔者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葛法蓝帮助澄清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针对对黑皮书中没有提供某些具体有力的证据的质疑，有些学者认为，中朝方面不愿让美方通过这些很具体的材料来判断细菌武器的效果，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的相关档案没有解密的原因。

葛法蓝证实了这一点。他回忆说：“……中国当局立即从委员会收回了有关沈阳附近的脑炎疫情的部分文件。我当时意识到从其中的图表和表格中有可能推断出人口中的实际发病数，这对敌方是很重要的信息。”

在葛法蓝提供的另一个案例里，担负投放受感染动物任务的飞机被追踪，很显然飞机来自美国方面。应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军方提供了详细的雷达图。“但这些雷达跟踪资料归还给中方了，因为中方不同意把雷达站的位置透露给敌人。”

葛法蓝也谈到科学委员会曾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他说：“那时，我们有机会亲自鉴别他们的兴趣和他们深深的忧虑。”

有意思的是，葛法蓝只是在1952年来过中国。

“我从中国回国后，意大利警方剥夺了我的护照，因为我没得到许可就去了中国。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才重新得到护照，而这期间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后来我没有机会因专业上的原因访问中国，我从来没得到过邀请。”

2003年2月，葛法蓝把自己保存的有关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的大部分资料交给了伦敦的“皇家战争博物馆”，李约瑟博士的相关档案资料也存放在那里。当被问及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出版相关著作时，他说：“我一直打算就我在中国的经历写本书，但是，生物武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冻结状态，只是在近几年才出现了新的兴趣。现在我太老了，承担不了用英文写一本书的重任。”

细菌战试验并不成功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中朝两国对美国的指控一直都得到一批西方学者的支持。50年代早期，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约翰·鲍维尔先生，在他的杂志上批评了美国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中朝两国的指控。因此，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先生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其妻子席尔维雅和朱立安·舒曼(中文名舒子章)———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但是6年后，他们被宣判无罪，

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

西方学者中对美国实施细菌战事实进行最深入调查的就是史蒂芬·艾迪科特和爱德华·海哲曼。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1998年出版的《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中。两位历史学教授在书中汇集了一系列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细菌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