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是日本，“脱亚入欧”，既表现出日本人走向现代的勇气与决心，也意味着日本人必然要抛弃昔日的中国老师，而选择崭新的西方楷模。虽然，有论者认为日本是“学德国步入歧途”，但日本人态度很认真，“逃脱被征服的命运”也是上下之共识，1862年福泽谕吉就设想“建立像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国家”，到后来经过明治制度创建者们的努力，真的在日本建立了以德国为楷模的-军事制度，最终“把日本也造就成像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参见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

　　如此看来，也难怪作为一代思想史家的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以英德两国的思想消长来描述近代世界思想史的路径：“200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时起，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这一判断，将1640-1930年代300年间的世界思想史传播历程，明显地以1870年为界分为两大时期，即英国思想为主导的时期和德国思想为主导的时期。如果结合-史的视角来看，确实同样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1649年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宪政，1871年德国经由“铁血战争”完成统一，思想的传播与-的强盛是互为一体的。(..)

　　就德国思想传播的世界轨迹来看。俄国知识精英拔得头筹。而美国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应该说，当斯塔尔夫人发表《论德国》并轰动西方时，美国的反应是极为迅捷而灵敏的，他们不但在思想上重视，更由其民族性格而决定了在极为广泛的程度上变成了社会实践。日本人虽然想“脱亚入欧”，但无疑是后来者，但在亚洲各国之中，它又毫无疑问是“先进者”，其君国政府与知识精英的迅速合流并形成合力，从而在留德与以德为师方面达成极大共识，并作用于实践层面。应该说，将德国思想借为资源，在这三个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如果这条传播的轨道链仍然继续延伸的话，那就该看看中国了。前贤对西学的认识、接受和拿来过程，是否需要进行严厉的省思与拷问？且不说泛泛的西学概念，就以德国思想的东渐来说，我以为就值得细加追问。从早期-精英由于现实考量而开始重视德国起，到改良派开始将德国援为资源，再到留日学人以东邻为中介输入德国思想文化，然后是留德学人亲临其境，从对象国自身挖掘资源、考察经验、提取精华，但他们的做法更多取决于个体的行为，而没有上升到整体的共识，所以其资源引进成就也就相当有限，创造意义更无法居于主流。在我看来，进入19世纪后期，“德国资源”已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共同的精神与思想财富。(..)

　　之所以“俯视拷问”，其目的则在于自身与当下。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和平发展”，德国的思想资源，都值得细加挖掘，如果善于选择、敢于创造，那么这一独特的外来资源，也不能说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不能“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