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度黄疸症状,脸黄、眼黄、尿黄,等等,整个人几乎没有了人样。不过,戴高乐终于如愿以偿:他很快被送到当地军队医院的战俘附属医务所。这个附属医务所专门收治战俘,而紧挨着医务所的军队医院里住的全是德国伤兵。
当时,一些法国战俘有时也被单独带到那里接受特殊检查和治疗。于是,他和另一位法国上尉迪派一起商定,绕道军队医院逃跑。他们设法弄到了德国-和便装,便开始实施逃跑计划。1917年10月29日,由迪派化装成德国护士,搀扶着假装生病的法国大个子上尉,戴高乐则拖着装满两人生活用品的大口袋。就这样,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战俘医务所。一进德军医院,他们便立即找到一间不显眼的小屋子,用自制的-打开门,然后进去换上便装。等到晚上,戴高乐和同伴就混在德国伤兵和前来探望的德国平民中走出了医院。他们本打算徒步去300公里以外的瑞士小镇,可刚走到三分之二的路程就不幸被俘。其实,他们这时已经在雨天里又冷又饿地连续走了五天五夜,是一脸的倦容让他们在敌人搜捕时露了馅儿。
因为几次试图逃跑,戴高乐被罚关在所谓的“黑屋子”里长达四个月之久。那里又黑又冷,不能通信,没有书看,没有纸笔,没有灯光,没有暖气,吃的喝的也仅够维持生命。戴高乐只能经常背诗,有时还倒着背诗的字母和单词。这样一来可以不至于因为闲得无聊而浪费时间;二可以强化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记忆力;三来可以让自己和同伴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并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让他们以为这个俘虏已经完全醉心于学习,而不再琢磨逃跑的事了。他特意在监狱里搞了许多讲座,有关于历史专题的,有关于军事指挥的,甚至还有关于德国文化的。其实,他表面上心平气和地做报告,暗地里却开办了一所真正的“越狱学校”。
整个一战后期,戴高乐就没有放弃过越狱的念头。1918年11月初,一个战争委员会又因戴高乐两次逃跑判处他120天的-。恰好这时签署了停火协定,战争结束了,因此,他没去服这个刑。但倔强的他仍然一直坚持与德国人作斗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来源:《环球时报》2005年09月02日第二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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