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后，布莱尔夫妇约定：先当选议员的人从政，另一个则继续当律师，并负责养家。1981年，切丽未能获得竞选资格；1982年，托尼参选失败。在1983年的议会选举中，托尼的身份是“女候选人的丈夫”———他对这个角色还算满意。出于偶然的机会，托尼晚些时候在塞奇菲尔德的达勒姆获得了一个席位。托尼成功当选为议员，而切丽则一无所获。尽管她后来也一直坚持奋斗，但其决心已下：当一个居家政客已经足够。1984年，布莱尔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尤安出生了。对她来说，-已经退居第三位，排在家庭和工作之后。

切丽开玩笑说：“开始的时候，我是某个人的女儿；现在，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最后，我可能也只是某个人的母亲。”当然了，这不过是假谦虚，因为除了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三个角色以外，她还是她自己：布思女士，一位颇有声望的律师。“我们布思家族的女性都是很有实力的。理应如此。”

在其与人合著的《金鱼缸》一书（2004年出版）中，切丽讲述了自1955年以来，在她之前的7位首相夫人在唐宁街的生活。她们中没有一个靠工作挣钱糊口。切丽既是第一位挣工资的首相夫人，又是自1908年以来第一位需要养家的首相夫人，还是第一位在45岁时还生育小孩的首相夫人———2000年，她的儿子利奥出生。

切丽的律师事业在她刚好40岁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在告别了有些恼人的工会案件之后，切丽开始专门受理人权案件。她最近有一位众所周知的当事人、大学生莎比娜·贝居姆，刚刚赢得了在校园里戴穆斯林传统面纱的权利。

切丽说：“我不是灰姑娘。”事实上，她更应该被归类于“3C女超人”————有孩子（children），有事业（career），有钱（cash）。她还总喜欢说，自己养家糊口已有很长时间了。托尼对此并不生气：“没关系，她挣的钱并不比我多多少。”以反对派身份上台的托尼还是一位亲切且“新派的”父亲，他过去也曾花时间照顾年幼的孩子：“他们有时会让我发疯，但也能让我的心灵保持纯净。正常的家庭生活对我的-生涯很有帮助。

无意泄露“隐私”

从1997年5月开始，布莱尔一家人就生活在唐宁街这个“工作场所”。他们住的不是10号，而是11和12号。这套公寓本是为财政大臣准备的，因为比首相公寓稍大，早些时候她就秘密和托尼·布莱尔商定交换住所。切丽认为，生活在这个有200多名公务员办公的地方，要保护隐私太难了。她像一头护子的母虎那样强烈要求：应该像保护威廉和哈里王子的私生活那样保护首相孩子们的私生活。只是她的提议没有被人接受。

从这个角度来讲，切丽最大的敌人有时就是她自己。由于缺乏经验，切丽在托尼刚刚当选的时候居然连妆都不化，穿着短睡衣就出现在家门口，着实让那些摄影师们欣喜若狂。托尼后来开玩笑说：“她不习惯早起，这是我俩不一样的地方之一。”

切丽很难把保护隐私的愿望同她和托尼对外界的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协调好，————这里的外界主要指那些名人、富人、老板、艺术家和体育明星。周末的时候，他们常常秘密出入布莱尔夫妇位于契克斯的官方宅邸。

面对世界上最为冷酷的媒体，名叫切丽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的小报将切丽作为最好的攻击目标，在数年时间内为其取了许多绰号，他们知道，攻击切丽就等于攻击托尼，这样做实在是一举两得。切丽身上有一些为某些评论家所不喜欢的东西：出身卑微，成绩斐然，而且还是左派分子。据说，一天晚上，《每日邮报》的老板罗瑟米尔爵士————他是攻击切丽的总指挥官————在唐宁街看到切丽撩起衣服给利奥喂奶，结果被吓了一大跳。切丽常认为自己无辜地受到了诋毁，但要让这些媒体闭嘴的确不大可能。

夫妻恩爱有加

切丽喜欢金钱，这是她的弱点。从不久前开始，切丽的“创收举动”越来越多：以著作权作抵押进行贷款，到美国作报告，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循环演讲为患癌症儿童筹款，并从中提成四分之一。她的演讲每秒钟能带来11英镑（合16欧元）的收入。

媒体的批评中有一点是对的：切丽常在“布思”和“布莱尔”两者之间偷换概念，并将慈善和盈利混为一谈。甚至最为尖刻的批评认为，她这样做大概是为了平衡巨额的支出———不久前，布莱尔一家在海德公园旁边购置了一座价值360万英镑（合520万欧元）的豪宅。

在他们结婚25年后的今天，就连布莱尔夫妇的敌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托尼爱切丽，切丽也爱托尼。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信任，常常手牵手出现在公共场合，还时不时地互相打趣。托尼说：“她就是一块石头，我在上面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托尼深知切丽为自己作出的牺牲（她甚至为他牺牲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梦想———成为法官），因此他才会时刻保护她，就像在“切丽门事件”期间那样。托尼尊重切丽的言论和行动自由，对她所说的一些-错话也是百般包容。

据一位负责为切丽提供建议的唐宁街工作人员称，在面对有关她对丈夫究竟有何影响的提问时，切丽曾半开玩笑、但却是一步到位地回答说：“我说服托尼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戒烟，那还是在我们举行婚礼前十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