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送往奥斯威辛的共有58380人，活下来的有854人；送往索比包的是34313人，活下来的只有19人。他们当中就有那个躲藏在“密室”中写了一本日记的小姑娘安妮·弗兰克。

我选择了一个夏日，去寻访那个密林深处的集中营。新建的集中营纪念馆就在林子的边上，离威斯特伯克小镇不过15公里。我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一小时，听讲解员介绍了集中营的历史，而后就拿着地图向遗址走去。从纪念馆到遗址有1公里多的路程。我沿着一条崎岖蜿蜒的林中小道步行了大约二十多分钟，才看到了一大片开阔的空地，路边的牌子上写着“威斯特伯克集中营遗址”。

集中营的中心，可以看到一个用水泥铺设的广场。每天晚上，党卫军的守卫部要在这里清点所有关在集中营里的人员。现在，它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荷兰地图；地图上排列着102000块高低不同的棕色石砖。每块石砖上都有一个银色的六角星，象征着一个犹太人的生命。

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十分独特。这里既没有任何用来屠杀的工具，也听不到党卫军随意枪杀犹太人的枪声，甚至很少有殴打犹太人的事情发生。德国人为这个集中营书写的口号是“德国的胜利需要犹太劳动力”，而在犹太人看来，这里却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站”。

威斯特伯克集中营的前身是荷兰政府的难民营，用来收留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1942年7月1日占领荷兰的德军接管了难民营，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的到来，这座集中营也就变成了一个小城市。里面有了学校、剧院、补袜店、理发馆、木匠铺、电工铺……后来还建起了一所医院。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还举行过足球、田径和拳击比赛。他们还组成合唱团、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经常在小剧院里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这里甚至还有内部流通的纸币，用来购买自己的定量食品。

监管威斯特伯克集中营的只有十来个德国党卫军。集中营的外围由荷兰警察帮着看守，里面则采取了让“犹太人管犹太人”的方式。由犹太人自己成立了管理部门，还设立了自己的“警察”，来执行党卫军交给的任务。他们不仅负有维持集中营秩序的责任，有的时候，也掌握着生死大权。

当时集中营的党卫军首领叫吉麦克。他曾多次向柏林夸耀自己的管理能力：以最少的兵力，“绅士般地”对待那些围在铁丝网里的犹太人，让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正常生活”。

让犹太人自己管理自己，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谁应该先死。吉麦克的法西斯“绅士风度”的表象之下，是比奥斯威辛毒气室更毒辣的残忍。

在死神的威胁下，恐惧吞噬着人性。介绍集中营的小册子上记述着这样的故事，有位负责监管的人为了保住自己亲友的生命，有意将他们送到医院，而将别人的姓名换上名单。

小剧院位于集中营中心地段，集中营里有不少人都具有一定的音乐和戏剧才能，还有不少专业演员。

纪念馆的墙上挂着一张当时演出的海报，首场演出的日期是1943年9月4日，剧名叫《幽默与咏叹调》。从说明上看，那是18个独立的喜剧小品串在一起的一台节目，由关押在这里的艺术家们自己创作，反映的也是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

一位幸存者回忆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每场演出开始前，导演都要先走出来，给坐在前排的党卫军军官们鞠躬，并且说一声：“谢谢首领先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夜晚。”

演出就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继续着。每当一个演员被送上“死亡火车”，很快就有人会顶替上去。不需要任何集体决定，所有的人都抱着同一个信念：演出不能中断。因为，那不仅仅是一场演出，那是在寻求生命最后的意义。这些犹太艺术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展现着自己的天赋，他们渴望在永远的沉默之前，让这个世界听到他们最后的声音。

1944年的一个夏日，党卫军首领吉麦克突然宣布关闭剧院。参加编排和演出的几位艺术家知道，轮到他们走上“死亡火车”的时候已经到了。

在集中营遗址，我看到一群孩子围在几位老人的身旁，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他们一边听，一边还作着记录。问过站在一旁的老师，我才知道，这些孩子是边界那边德国一所中学里的学生，他们来这里上历史课。

从德国杜塞尔多夫来的犹太老人维耐先生已经91岁了。他指着那一小段残缺不全的铁丝网，告诉孩子们，集中营周围的警戒区大约有十多米宽，要想逃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是在荷兰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帮助下，从集中营里逃出去的。

离开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最后一个故事。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荷兰老人，他在这里生活过一年，后来被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侥幸活了下来。

1945年9月6日，老人终于回到了荷兰。在过边界的时候，海关人员要为他登记，因而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海关人员问他：“你从哪里来？”

他说：“我从奥斯威辛来。”

又问：“你有需要申报的东西吗？”

他说：“有，我的生命。”

纳粹导弹基地探秘

圣奥默尔是法国北部靠近边界的一个小镇。五十多年前，希特勒就在地图上挑中了它。这个纳粹首领最看重的一个距离，是整个伦敦将被置于德国人制造的V－2型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1943年8月，一项秘密工程就在这个山头上悄悄地动工了。在德军的严密监管下，战俘们被迫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着。几个月后，建造起了一个巨大的掩体。远远望去，那就像是一个山包。整个水泥包的深度为42米，直径为72米，外面是一层5米厚的钢筋水泥保护层。

这就是纳粹的库波尔导弹发射基地。

像通常的导弹基地一样，这个基地原本也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储藏库，一个是导弹发射场。储藏库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水泥掩体。其中有一个洞穴高达21米，是专门用来为导弹安装发火装置作最后发射前的调整的。希特勒当时的计划是，平均每24小时从这里向伦敦发射50枚火箭，把伦敦炸成一片废墟，彻底摧毁英国人的意志，让英国人要么投降，要么乖乖地呆在一边。

水泥掩体里的第一部分展览介绍了德军导弹的发展史。早在1929年，德国军队的技术专家就对发展火箭技术产生了兴趣，他们想借火箭技术来避开（凡尔赛条约）对武器发展的限制，使德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从那时起，一支优秀的专家队伍就开始组成，并着手展开秘密研究。

1933年，由德国火箭专家多恩伯格和布劳恩领导的火箭研制组开始研制两种火箭。1942年10月13日，他们成功地把改进后的A－4火箭送上了蓝天，后来这种火箭就被称为V－2导弹。两个月后，由一家德国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的另外一种飞航式火箭也获得了成功，这种火箭后来被命名为V－1导弹。

1944年6月13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德军开始对伦敦发射V－1导弹，在80天的时间里发射了一百多枚，起先对伦敦的打击比较大。但是，英军很快就找到截击V－1导弹的方法，他们采用气球和高射炮展开了阻击，多数导弹被拦截。1944年9月，随着盟军的推进，大部分靠近海峡的地区已经解放，德军的V－1导弹的发射基本停止。随后，德军便开始在荷兰和比利时等地用可以移动的发射装置来发射V－2导弹，打击伦敦、巴黎、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目标。可这个时候，盟军的战机已经开始对德国本土展开了猛烈的轰炸，每天几乎要倾泄大约3000吨的炸弹，一个个城市、村镇和德军的重要据点被炸成了废墟，德军即便是能够发射几枚V－2导弹，也无助于挽救败局了。

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军总共发射了24000枚V－1导弹，3200枚V－2导弹，伦敦有近9000人死于导弹攻击、比利时有6500人死于导弹攻击。

希特勒的导弹究竟是怎样制造的呢？战后，许多专家都想揭开这个谜，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也出了不少。我去这个展览中心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个最新发现的图片的展览。那是一位名叫弗兰茨的德国人当年拍摄的，照片展现的是制造导弹的工厂现场。

从展览讲述的历史看，希特勒决定在多拉生产导弹大约是1943年末的事情。1943年8月17日的深夜，英国空军出动了500架战机，成功地摧毁了佩内明德的德军导弹基地和制造厂的主要设施。这一年的10月，盟军又发起了代号为“石弓”的行动，对所有可疑地点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希特勒不得不决定，把导弹制造厂迁移到靠近诺德豪森的哈茨山中去，在那里的多拉集中营中建立一个秘密工厂。同时，他还指派党卫军部队负责严格监控，让战俘来生产V－2导弹。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纳粹秘密武器工厂”。

1945年4月11日，由于美国情报部门事先从纳粹的叛逃者那里得到了情报，美国大兵抢在苏联红军之前开进了这座集中营的工厂。尽管按照事先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些设备应该交给苏联人，但美国人悄悄地把设备全部装船，运回了美国。

当那些主管导弹发射的纳粹头子被押上审判台时，人们在战犯席上却没有看到那些为纳粹研制导弹的科学家。至少有1000名科学家、工程师或技工以各种方式被“偷运”到了美国。苏联人也在忙着寻找德国人的导弹专家，并开出高薪来吸引他们。苏联人还把大量德军的V－2导弹的制造设备运回家去。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一座V－2导弹的制造工厂就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试验区内开工了。

纳粹火箭技术就这样延续下去，成了影响20世纪世界安全格局的重要因素。

摘自《二战，在寻访中》丁刚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