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历任外相、首相、然后又是外相，长期在走向日中战争的过程中执掌着日本外交的舵轮。“二二六事件”之后，他以首相的身份，作出了诸如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确定“向南方进出”原则的“国策基准”以及签订日德防共协定等决定，留下了祸根。

为走向日中全面战争状态开拓了道路的是“华北分离工作”。

担任这项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而“*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等人，则为这项工作奔走。他们策划达成了“梅津－何应钦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成功地从河北、察哈尔两省中排除了国民党机构。1935年11月，土肥原在河北省东部成立了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政府)”的傀儡自治政府。

陆军认为“不应使*实现统一”。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提出“分治合作论”，提倡日本同中国的各个地区分别实现直接提携。

1936年，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时局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向发展。抗日局势的高涨，使日中之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日中战争爆发初期，陆军的中枢分裂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大势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力主不扩大方针，但他的部下作战课长武藤章却正面反对石原的意向，同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相呼应，积极地促进派兵。处于“下犯上”苦境的石原莞尔最后被“外放”为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前不得不调动日本的13个师团派遣到中国东北。

杉山元，历任陆军次官(1930年8月)，参谋次长(1934年8月)，陆军大臣(1937年2月)，华北派遣军司令(1938年12月)，参谋总长(1940年10月)，陆军大臣(1944年7月)等。1945年9月12日自杀。

永野修身，历任海军军令部次长(1930年6月)、海军大臣(1936年3月)，联合舰队司令(1937年2月)，军令部总长(1941年4月)等。1947年1月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在东京审判的公审中病死。

嶋田繁太郎，历任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1933年10月)，军令部次长(1935年12月)，海军大臣(1941年10月)，军令部总长(1944年2月)等。1948年11月作为甲级战犯被判无期徒刑，1955年4月假释，1976年6月死亡。

小矶国昭，历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30年8月)，陆军次官(1932年2月)，关东军参谋长(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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