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维埃政权制定的“政治履历”中，这些“反苏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某一党派——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或人民社会党，哪怕是某党前党员。而那些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人，则是被指出具有某党倾向或同情某党。别尔嘉耶夫的“政治鉴定”中如是写道：“君主主义者，后来是立宪民主党”。哲学家斯捷蓬则被“鉴定”具有“社会革命党倾向”。

但是，并非所有被驱逐的知识分子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彼得格勒大学教授卡尔萨文是一位完全的无党派人士，他的“政治鉴定”中这样写道：“完全陷入神秘主义，不做任何工作”。哲学教授伊里因的“政治鉴定”里，同样看不到任何政党字眼，只是笼统地说他“反苏情绪明确”。

对此，别尔嘉耶夫有深刻的洞见：“（知识精英）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驱逐”。内战结束后，所有的外部敌人都已经被消灭。这些“不与新政权妥协”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成为布尔什维克统一意识形态、建立专政的最大障碍。他们手无寸铁，即使参与一些秘密结社活动，无非就是讨论学术，散布思想，根本不足以动摇庞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他们播下的思想种子可能突破红色专政的意识形态。只有清除他们，才能真正“净化”俄罗斯。正如列宁在写给斯大林的便条中所说：“我们要彻底净化俄罗斯。”

英国历史学家莱斯利·张伯伦将这一特殊时期视为“纸上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先后查封了《经济学家》、《经济复兴》、《文学之家年鉴》、《思想》等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将那些“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教授和学生清除高校，抓捕异议者，强制使用新的教育课本，并采取初步措施创建一个新的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新阶层，以实现意识形态形态的大统一，将权力集中于铁腕人物手中。“1922年，列宁将这些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之后，这场冲突才真正结束”。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层们，显然经过了深入讨论才决定以驱逐代替枪决。因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拟订的217名驱逐对象中，大多数都是享誉欧洲的知识分子，处决他们将会损害社会主义政权的“良好”形象。

而且，社会主义民主政权不会把人一棍子打死，而是要让这些知识分子在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腐朽”之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美好，从而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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