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这股“性革命”(也可以更具体地阐述为“性解放”、“性自由”)的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一系列必然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如前所述，除了有历史的根源以外，从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现代性科学，其理论对“性革命”也有影响，特别是霭理士和弗洛伊德，他们是首先提出过度的性压抑会对个人造成心理戕害的两位心理学家。

另外，当时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改变了许多人纯朴的生活方式，也使人们对舒适的物质条件及种种享乐有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愿望。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前期到中期所发生与增长的男女乱交行为，和汽车的迅猛发展也有关系。汽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几乎普遍可得的现世逃避工具，人们再也不必受父母与伴娘的监视，再也不必受邻里舆论的影响了。

在20世纪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使不少妇女产生了争取性自由的勇气，也出现了争取性自由的可能，这对社会风气的改变也有很大影响。口服避孕法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流产手术，使得人们不再为性交的后果担忧，而可以分成“以快乐为目的的性”和“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对许多妇女来说，性生活可以更加自由和开放了。

此外，科学技术还导致了一些文化媒体的发达，电视、录像等空前普及，它们被性内容所占领，它们的传播速度和影响面实在太大了。

向来以“自由”而著称的美国，可以说是“性革命”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可是，在经历了“性革命”30年后，不得不承认“性革命”偏离了预定的轨道，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恶果。当年，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的出现，曾经是“性革命”的一个明显标志，也曾在性放纵中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到了1986年，它的销售量从700万份，已下跌至340万份。纽约的“时报广场”附近有一条出名的“色情街”，70年代的全盛时期共有20家色情影院，90年代初期只剩下4家。美国的迪斯科舞厅多为青少年在此喝酒、跳舞和实行性放纵的地方，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不少城市新开的迪斯科舞厅只有舞跳，没有酒饮，性放纵的事也大大减少了。

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性革命”前列的北欧国家，其“性革命”的颓势也十分明显。例如。丹麦国会在1969年决定撤消黄色电影和书刊的禁令，在解除禁令的第一年内，这个只有500万人口的王国竟卖出了300万本色情书。可是现在，二十多年前哥本哈根纷纷涌现在性店和成人电影院已被迫退到后巷，丹麦民众对“性革命”已不屑一顾。

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在性方面十分开放，甚至可以公开地在报刊上刊登应召女郎的广告。可是80年代后期以来，舆论的谴责也严厉起来。1995年，《华声日报》因刊登一篇描述一中年男子与一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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